越權原則在英國的命運
作者:楊偉東  

越權原則是英國行政法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原則,這不僅是我國學者的認識,實際上也是英國行政法學者的共識。英國著名行政法學者威廉·韋德(William Wade)爵士就“稱之為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不過,近十幾年來英國有不少行政法學者和法官對此原則提出了諸多批評,由此在英國引發了一場有關越權原則優劣存廢的激烈爭論。這場爭論并不限于英國司法審查的根據,而涉及英國議會與法院之間關系、議會主權、法治原則等英國憲法行政法中的一系列問題,備受關注。

一,越權原則的含義及其地位

英國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和上訴(appeal)雖都是公民通過普通法院所擁有的救濟手段,但兩者并不相同。突出一點,上訴是英國制定法上的救濟手段,法院(當然上訴機關并非一定是法院)擁有上訴管轄權,心須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而法院對行政機關的司法審查權卻是普通法上的制度,“司法審查是普通法院的正常職責,不需要制定法的授權。”“除非有制定法的規定,并不存在對行政決定的上訴。但不存在這種制定法的規定時,司法審查方式通常仍然存在,除非排除條款(privative clause)對司法審查作了限制。” 有趣的是,盡管法院依普通法取得了對行政決定的司法審查權,但依傳統理論法院在具體行使司法審查權對行政決定進行審查時,卻并不能援引普通法作為裁判依據,而要貫徹議會旨意(intention of Parliament)。

越權原則在司法審查早期并不占導地位,英國最初以紀錄表面上的錯誤(error on the face of record)原則作為司法審查的主要根據,但因法院過于僵化地使用此項制度,為議會所不齒而遭拋棄,越權原則才逐步由法院加以擴展而取代紀錄表面錯誤成為司法審查的主要理由。越權原則在英國的高揚是與英國議會地位不斷提高、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原則確立相適應的。越權原則正是議會主權的必然產物。盡管越權原則的確切涵義在英國尚有爭議,但一般認為“越權原則基于這樣的假定:司法審查的合法根據在于法院正在實現立法機關的旨意。”“越權原則的核心信條是堅持對法定裁量權的所有限制均來自議會旨意,因而…法院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實施授權法(enabling legislation)中的明示和默示條款實現議會意志(will of Parliament) …履行其監督職能的。”越權原則要求將法院對行政事務的司法干預與議會的意志緊密聯系起來,強調司法審查的目的在于確保行政機關在議會所確定的范圍內來行使職權,同時司法審查也僅此為止:如果行政機關在其范圍內行使職權,那么它即在履行由立法機關委任的職能,那么法院便不能干預。

從中可以看出,法院、被審查的行政機關與議會三者的關系通過越權原則之中的權力范圍而聯結在一起:議會在授權法已劃定了行政機關的權限范圍,在司法審查中法院所要做是發現議會旨意,依據議會明示或默示的意志確定行政機關應行使職權的范圍,只有行政機關的行為逾越了議會事先確定的范圍,法院才能撤銷或宣布它無效;否則,行政機關的行為沒有越越職權范圍,即使法院如何不同意行政機關所作出的決定,法院也無能為力。

就漢語理解和我國行政法理論而言,“越權”是一個范圍較窄的概念,但在英國則很不相同。“越權原則是很大的范疇,內容極為豐富。”英國法院通過提煉把越權原則發展了一個較為完整和細密的體系,形成了許多分支。把越權理由概括分為實質越權(substantive ultra vires)和程序越權(procedural ultra vires)兩大類。實質越權又可分為超越管轄權、不履行法院義務、權力濫用等;程序越權又可分為違反自然公正原則和違反法定程序。而各類又可以再做具體劃分。由于英國法院在司法審查的任何場合“都必須表明他執行授權法中表明的議會旨意。只有當他指出非法行為是越權的,他才站得住。”在此英國法院表現出了它卓越的解釋“藝術性”,“把越權原則解釋成任何一種它所期望的含義。”因而英國的越權原則實際是一個極有擴張力和彈性的概念,它幾乎涵蓋了其它國家法院對行政機關進行監督的各種理由。

的確,英國法院在缺乏可依賴的成文憲法下,通過對越權原則的擴大解釋,盡可能地拓寬了它的監督范圍,在維護行政法治上發揮著優良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越權原則這一太帶有膨脹的制度,在二十世紀英國行政法迅速發展而英國行政法學界尚未來得及對有關深層理論展開討論的情況下,潛伏著一定危及。正如威廉·韋德評價說“希望擴大越權原則,以涵蓋所有違反法律原則行使法定權力的事件。這是行政法進步的傳統方式。但是,這一原則被大家認同以前,混亂是一定會出現的。”韋德的話正在應驗,對越權原則批評和反思在英國正如火如荼。

二,對越權原則的批評

最早對越權原則提出質疑大概要算D.奧利弗(Oliver)1987年發表于《公法》(Public Law)雜志題為《越權原則是否為司法審查的基礎?》(Is the Ultra Vires Rule the Basis of Judicial Review?)一文,之后反對者不斷加入。現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官約翰·勞斯爵士(Sir John Laws),法官伍爾夫勛爵(Lord Woolf),克雷格(P.P.Craig)教授, T.R.S 阿倫(Allan)等人。雖然這些學者和法官的觀點不盡一致,對越權原則的批評方式、力度也不完全相同,但他們對越權原則的缺陷的基本認識是相同的。以下我們以克雷格教授的觀點為主線加以說明。

(一) 越權原則對公法范圍的偏離

“對越權原則最常見的指責(charges)之一是,它不能使高等法院(High Court’s)對法定權力之外的監督管轄的擴展合法化。”故且先不論越權原則本身的問題,單就越權原則適用范圍反對越權原則的學者認為便存在問題。隨著社會發展,英國法院把司法審查范圍不斷擴大,近來隨著社會與國家的日益融合,法院把司法審查原則擴大適用到許多非傳統意義上的公共機構,如商會(trade associations )、工團(trade union)等組織,這些機構雖非傳統上的行政機關,但事實上享有壟斷權,英國法院在審查它們的行為時,采用公法或類似公法原則判定它們行為的合法性,伴隨英國救濟法的改革這種越勢十分明顯。但這一趨勢和司法審查的理由并非越權原則所能解釋,因為這些機構或組織的權力并非來自制定法或英王特權,因而法院對它們的司法控制也就并不能通過援引是來自議會明示或默示的意志所設定的權力范圍來加以說明。克雷格教授認為如果不根本改變越權原則的涵義,要想將它適用于這些組織、機構上是困難的。克雷格教授的意思很明顯,若要想使越權原則適應這種發展,只能對越權原則作大的改變。而若真如此,“它(注:指越權原則)將不再能作為法院可通過它實現議會旨意的工具(vehicle),而只能成為一種司法工具,通過它這些私人或準公共組織將受到法院認為應對那些擁有一定類型權力者實施的控制。”這已根本改變了越權原則現有內涵。

(二)缺乏現實性

對越權原則的另一明顯的批評是它與現實不相容,很大程度越權原則只是作為虛假外衣而存在。這突出表現在法院對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行使的限制上。正統理論的方法一直從提及議會的旨意來說明這種控制的合理性:議會只打算這種權力能基于相關的考慮、理性和為正當目的而行使。但是議會立法幾乎并沒有為法院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司法控制提供任何合理的引導。對這一點,即使維護正統理論學者也承認,如馬克·埃利奧特就曾說:“在越權原則對由制定法所授予權力進行司法審查的傳統范圍內,它也有相當的不足。普遍認為越權原則實現了對法院確定‘管轄或權限爭議’(jurisdictional or demarcation disputes)的充分擴展,在這種情況下法定權力的被授予者被指控已逾越了嚴格意義上的管轄范圍,此時議會的旨意與由法院對行政機關的決定者所實施的限制之間的聯系十分明顯。然而越權原則也以另一方式用于解釋法定自由裁決量權的行使必須遵循一直名為‘良好行政原則’(principles of good administration)的律令(dictates)理由。越權原則模式的這一方面堅持這些對法定權力的寬泛限制來自于議會不成文的旨意。這樣的解釋明顯容易受到如此的批評:從議會的旨意中推導出法院所執行的復雜的合法性的要求具有不合理性。”

因而越權原則在此時表現出極大“擬制性”(artificiality)和虛假性,約翰·勞斯爵士把越權原則比喻為一片假樹葉,“司法審查原則絕對是司法的創造性,它們的存在并不能歸因于立法機關的意志,它們也不接受立法機關的意志。除了作為一片假樹葉掩蓋其真正來源外,司法審查原則與議會意志無關,我們并不需要假樹葉。”

(三) 越權原則內的緊張

越權原則也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由其內部緊張所引起的,這在試圖通過排除或最終條款的存在而排除司法審查的法律條款范圍內顯得特別明顯。英國議會在立法中往往明示或默示設置排除法院司法審查權的條款,但是英國法院出于發揮司法審查防止行政專斷和保護公民自由的正當作用,并沒有在這些條款面前畏縮不前,而是積極運用解釋技巧限制排除條款的作用。因而英國議會立法中這樣的條款實際上并不能真正起到限制或者排除法院司法審查的效果。法院經常運用的武器正是越權原則,它們的解釋是“排除任何司法審查的條款只能保護公共機構在管轄范圍以內的決定,不適用于公共機構越權的決定,一切越權的決定都是無效的決定,不受法律的保護。”

眾所周知,法院在限制排除或者最終條款取得了良好作用,真正起到了司法的正當作用。法院所作的各種努力正在并且一直把這樣的決定與正統的越權原則協調。但是,在反對派看來,盡管越權原則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不過也帶來了一些困難。

反對派認為,如此利用對越權原則這種解釋恰恰容易與越權原則所堅持的法院是執行議會旨意的基本要求相沖突。第一,從議會角度來看,議會設置排除或者最終條款的理由可能是;1,在此類事項或行政決定所涉及的問題上行政機關是專家,作為專家的行政機關的觀點優于法院的觀點,議會不想讓法院過多干預行政機關;2,有關問題可能涉及較強的政治政策敏感性,議會不愿法院涉足。但不管理由如何,很明顯議會立法設置這樣的條款目的在于排除法院的審查。但是,現實卻是法院利用越權原則極大地限制了這些條款的作用,有時甚至使它們完全失效。這與議會的意志大相徑庭,與越權原則所要求的信條相左。第二,從法院角度看,也許可以從形式說,法院正在貫徹議會的意志,但法院卻靈活地繞過議會,不管議會的意志的真正目的何在,法院都盡可能對排除或者最終條款作最嚴格的解釋,這一事實表明申請司法審查和由司法審查所提供的保護是由法院加以保障的,法院所作的正是通過獨立于議會的旨意的原則作出決定。這不也正是正統理論所不希望看到的嗎?

反對派認為,退一步而言,“即使認為這一領域內的(司法)裁決能與越權原則相協調,這種協調也只能通過付出代價才能獲得。目前這種代價就是越權原則自身的緊張(straining)。越權原則的靈活性讓它能以上述方式從形式上加以擴展,然而尋求議會旨意合法性越具有人為性(contrived),那么整個越權原則將會變得越緊張越不合理。事實上,司法審查的最新發展一直加重了這種緊張。”

(四)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 和缺乏指導性

隨著民主和自由的不斷發展,英國司法審查的范圍和保護力度也不斷在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上擴展和延伸。從降低當事人申請司法審查資格限制,到申請救濟程序的簡化、由過去僅對管轄權法律錯誤進行審查拓寬至現在對所有法律問題都可納入審查范圍、等等,司法審查表現出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法院始終是在越權原則下進行運作,越權原則表現出極大包容性和靈活性,這或許是越權原則的優越方面;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反對派認為越權原則的靈活性除保留法院簡單服從議會旨意的外表外,正是這種靈活性最終剝奪了任何認人確信的理由。越權原則并沒有為法院和人們在司法審查的審查標準和發展方向上提供有力的指導。

三,正統理論的反駁

盡管越權原則遭到了種種非難,但眾多學者和司法人員仍堅持和捍衛越權原則。積極投入論戰屬于這一正統理論陣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馬克·埃利奧斯(Mark Elliott)教授,克里斯托弗·福賽思( Christopher Forsyth)等。針對批評,正統理論回應的主要理由是:

(一)實際危險

正統理論首先抬出的擋箭牌是摒棄越權原則所帶來的現實不利,這就是法院在限制議會立法中排除條款(ouster clause)的不能。我們在上文已提及議會在立法中明示或默示設置排除法院司法審查權的條款以及法院利用越權原則對這些條款進行的限制解釋,無疑無論是正統理論者還是反對派對法院的這一作法都是持贊同態度。所不同的是,反對派認為利用越權原則作這一解釋存在種種問題,他們主張應當廢棄越權原則,而由越權原則欲蓋彌張的司法創造性替代這一解釋,認為這可以起到同樣的效果。而正統理論者則認為摒棄越權原則將帶來惡果。他們警告說一旦摒棄越權原則,法院將失去抗拒議會的法寶,排除條款將甚囂塵上,如此,將掏空司法審查。正統理論者并非要聳人聽聞,他們搬出的是現實中活生生的案例,盡管不是發生英國本土,但卻是發生在英國曾統治過至今仍基本是英國法律傳統的南非一起摒棄越權原則招致惡果的案件,向反對派陳清利弊。此案的簡單情況是:南非1953年的《公共安全法》(The Public Safety Act)規定國家總統(State President)為維護國家穩定有權制定緊急條例,并規定任何法院無權對這些條例的有效性進行審查。八十年代南非國家總統為了維護國家穩定,制定了幾個緊急條例,限制“不安定”(unrest)信息在國內傳播。其中南非一組織聯合民主陣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認為條例中的“不安定”概念太過于含糊,并以此為理由向法院申請宣告其無效。雖然一審法院判定這些條例中的“不安定”概念過于含糊已構成越權,因而不受排除條款保護是無效的,但在第二審中法院卻拒絕把越權原則作為司法審查的基礎,進而拒絕對排除條款進行限制,最后判定緊急條例雖然含糊但仍在總統權限之內(intra vires),因而受排除條款保護,作出了令人失望的判決。正統理論認為一旦英國摒棄越權原則這一惡果也將會在英國上演。

(二)直接危及議會主權

議會主權是英國憲法的特點,指議會立法具有最高性,其立法能力沒有任何法律限制。法國人端洛姆(Delome)曾有一句名言來說明英國議會的萬能“在法律上它什么都可以做,除了把女人變成男人外。”議會主權是英國極其重要的原則,“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原則,也是表現英國憲法特點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這一原則的結果是司法機關地位低于民選的議會…。”由此英國法院沒有美國法院對議會所制定的法律進行司法審查的權力,而只有服從的義務。

英國越權原則便是議會主權議會萬能的延伸,正統理論認為摒棄越權原則招致更大的危害將是危及英國憲法支柱之一的議會主權原則。他們的分析邏輯是“全能的議會不禁止的,它一定或明示授權或默示授權。同樣,如果議會授予一位部長權力,部長或在其權力范圍內行為或在其權力范圍外行為。在授權與禁止之間或者授權與權力的剝奪之間并不存在灰色地帶。因而如果含糊規章的制定在議會授權范圍之內,那么法院可以基于什么理由對議會的意志提出挑戰而判決這些規章無效呢?如果議會已經授權制定含糊規章,那么如果不對議會授權制定這些規章的權力進行挑戰,就無法對這些規章進行質疑。”因而 “摒棄越權原則的后果是…向議會最高提出挑戰。”

馬克·埃利奧特也同樣認為“…控制法定權力的大部分司法審查必須與議會旨意相協調,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可能避免向議會最高性提出挑戰的異端邪說…。”所以他認為應當在現存的英國憲法背景下來分析司法審查的基礎。

(三)假樹葉的作用

針對約翰·勞斯把越權原則比作假樹葉,嘰諷越權原則的虛偽和無用的比喻, 克里斯托弗·福賽思指出:“假樹葉并沒有欺騙任何人,假樹葉就像擁擠海灘的游泳衣一樣,可以保持人們行為得體(preserve the decencies),它能使每個人在不危及公共秩序情況下以恰當的方式進行交往。越權原則在公法中就起到相似的作用。”因而正統理論者認為,或許越權原則真的存在各種不足和缺陷,作為司法審查的基礎性原則并不盡人意,但是他們堅持認為越權原則在現存英國法律制度中仍具有重要作用,那就是它能保持權力之間的正當平衡,使議會和司法機關保持正常的關系。

四,越權原則的將來

英國在世紀末對越權原則的討論反應了英國對本世紀行政法迅速發展的必然反思。由于著名憲法學家A.V.戴西(Dicey)的影響,行政法和行政法學研究在英國被長期忽視,自本世紀三十年代后行政法及其研究在英國才得以自由發展。幾乎很少有其他英國部門法能像行政法一樣在短短幾十年間在范圍和意義有如此迅猛的發展。“…過去二十五多年來,行政法這一領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擴張,使其從幼年正迅速發展至中年。”英國有人把它形容為“非常危險的速度”(breakneck speed)。英國行政法發展令人震奮,但行政法研究尤其是對司法審查的憲法基礎研究卻沒有跟上潮流,以致約翰·勞斯不無擔心地說:“如此快速的發展可能要付出代價,將原則建立在太多沙土而缺乏巖石的根基上有諸多的危險。”英國目前這場有關越權原則的探討正是英國幾十年來行政法(司法審查)發展中重重問題的一次大爆發。

盡管持正統理論者和反對派各持一詞,但持正統理論者也深深認識到他們所維護的越權原則的確如反對派批評的那樣,存在一定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兩派有共同認識。如對非法定機關的司法審查,對濫用職權中的不當目的,對議會默示意志的“擬制性”,等等,越權原則確實無從做出很好解釋。正統理論者克里斯托弗·福賽思說:“斷言立法機關的默示旨意為自然公正規則的范圍或不合理但并非不適當決定之間的微妙區別區分以及同樣的問題提供了有力指導,是不恰當的。” 馬克·埃利奧特也承認:“當考察整個行政法的發展時,把議會旨意與傳統越權原則試圖建立的司法審查根據直接聯系起來便陷于特殊的緊張之中。”甚至正統理論者中也有認為將來并不排除有新的原則替代越權原則作為司法審查的基礎。但正統理論者決不放棄的是,他們堅持認為越權原則仍是目前英國司法審查的基礎,至少是對法定機關司法審查的基礎。而這一點正是反對派所不能接受的。

反對派陣營中的“溫和派” 的主張是要求承認普通法而不是議會旨意為司法審查的基礎: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時以普通法為理由,而不必關注議會旨意。他們要求認可法院在司法審查中的司法創造性。而反對派中的“強硬派”的目的決不僅在于此,他們是以越權原則的缺陷為矛頭而直接向議會的主權和最高性提出宣戰的,力主法院有權推翻議會的立法,他們并不希望在現存的憲法背景下探討司法審查的基礎。約翰·勞斯爵士是持強硬觀點的主將,他認為:“一個民選政府的民主授權書不能成為其可以享有剝奪基本自由的理由…。正是法治政府這一觀念的邏輯決定了要求更高等級法律…。議會主權原則并不能為議會立法所保證;…。”

真正讓英國人反思的是議會主權原則,T.R.S 阿倫認為現代英美憲法理論沉醉于一個中心問題,即以與英美制度民主基礎相一致的方式,設計保護和提高人權的方式。他認為這在美國似乎不存在問題,因為在美國特定的權利和自由可以對抗對一般立法的隨意修改,但 “在英國,討論一直集中在既需要置議會主權限制的可行性問題也涉及如此行事的技術問題。”

議會主權“特別…對法院的地位一直是個威脅。”英國法官必須在議會主權的陰影和夾縫中生存,然而英國法官并沒有因此望而卻步,被議會主權束縛了創造力,相反“他們為自己建立了一種遠高于憲法理論所說的地位,他們通過一件一件的案例摸索自己的道路,為自己規定權力。長此以往,他們依靠長期的習慣力量和自己的威望可以做很多事。”英國法官在行政法上的創造性實為難能可貴。盡管如此,英國學者并不希望議會與法院的關系長期下去,他們認為議會與法院的關系應置于被忽視的、高于議會主權的憲法原則――法治――這一更寬松的環境之中。戴西早就認識到“正是法治原則的運作阻止了議會專政代替毫無限制的英王特權。”現在英國不少學者也深刻地認識到它的重要性。“議會的法律地位和限制它的可行性的諸多爭論,只有通過重新關注法治這一基本原則才能得以改善和澄清。”

“某些行為甚至立法機關也無權采取,…。是人民至上而不是議會至上…。”這一為美國人早就認識到并已付諸實踐的理念,在英國剛剛開始引起理論上的重視。事實上,英國議會主權已在實際領域受到限制。當英國1972年加入歐洲共同體時,議會通過的《歐洲共同體法》,已承認共同體的羅馬條約和歐洲共同體法高于英國法。但英國人又發揮其解釋技巧,認為這一限制只是由議會的最高性所確認的。“其實,這不過是一場法學‘文字游戲’。”而已。再如,英國上院1991年在第二法克特塔梅(Factortame)一案中作出的禁制令(injunction)禁止部長服從議會立法。“很自然可以認為某種劇烈的東西已經發生傳統的議會主權原則之上。”1998年英國又通過了《人權法》(The Human Right Act 1998),這部英國的人權法案終于千呼萬喚始出來,它改變了英國長期缺乏對權利的成文憲法保護的歷史,對改變英國權力機關的關系也將起到一定作用,無疑是英國民主發展史上又一重大進步。

不過由于英國的保守主義,盡管越權原則爭論十分激烈,越權原則的缺陷如此明顯,反對之聲也如此強烈,但在英國整個憲法體制發生根本改變前,越權原則仍將是司法審查的基礎性原則。或許持正統理論者中帶有濃厚折衷色彩的馬克·埃利奧特觀點是正確的和明智的,在現存的英國憲法制度下,對傳統越權原則進行改造,“只通過既承認議會應當被認為打算維持法治原則,又認可所要求的對自由裁量權的限制是恰當地留給法院判斷的任務這一雙重假定的良好意義”,在英國這一切的爭論和沖突便會煙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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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頁。

見王名揚著:《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頁。

E I Sykes D J Langam R R S Tracey: General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Butterworths Pty Limited, 1979, Sydney, p.4.

參見王名揚著:《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頁。

Paul Craig: Ultra Vir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57, Part One, March 1998, p.64.

Mark Elliott: The Demis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The Implications for Justifying Judicial Review,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Sweet & Maxwell, London, Vol.115, No.1, January 1999, p.120.

見王名揚著:《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頁。

見[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

見[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頁。

見[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頁。

Mark Elliott: The Demis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The Implications for Justifying Judicial Review,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Sweet & Maxwell, London, Vol.115, No.1, January 1999, p.119.

Paul Craig: Ultra Vir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57, Part One, March 1998, p.70.

Paul Craig: Ultra Vir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57, Part One, March,1998, p.70.文中的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Mark Elliott: The Demis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The Implications for Justifying Judicial Review,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Sweet & Maxwell, London, Vol115, No.1, January 1999, p.119.

Sir John Laws: Law and Democracy, Public Law, 1995, p72, 79.

見王名揚著:《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頁。

Paul Craig: Ultra Vir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Review,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57, Part One, March 1998, p.69.

Staatspresident en andere v. United Democratic Front en ’n ander

E C S Wade and A.W Bradley: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10th edition by A.W Bradley, Longman Group (FE) Limited, 1985, p.64, p.69.

轉引自龔祥瑞著:《比較憲法與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頁。

Sophie Boyron: Proportionality in English Administrative Law: A Faulty Translation?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12, No.2, Summer 1992, p.257.

Christopher Forsyth: Of Fig Leaves and Fairy Tales: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and Judicial Review,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55, Part One, March 1996, pp.133--134.

Mark Elliott: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in a Constitutional Setting: Still the Central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58, Part One, March 1999, p.156.

Christopher Forsyth: Of Fig Leaves and Fairy Tales: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and Judicial Review,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55, Part One, March 1996, p.136.

Colin Crowford: Book Review,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59, No.6, 1996, p.922.

Sir John Laws: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 Principle in Public Law, Public Law, 1989, p.27.

Christopher Forsyth: Of Fig Leaves and Fairy Tales: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and Judicial Review,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55, Part One, March 1996, p.134.

Mark Elliott: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in a Constitutional Setting: Still the Central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58, Part One, March 1999, p.149.

Sir John Laws: Law and Democracy, Public Law, 1995, p.81-93.

T.R.S. Allan: Legislative Supermacy and the Rule of Law: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ism,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44, Part One, March 1985, p.111.

見[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頁。

見[英]威廉·韋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頁。

T.R.S Allan: Legislative Supremacy and the Rule of Law: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ism,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44, Part One, March 1985, p.112.

T.R.S Allan: Legislative Supremacy and the Rule of Law: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ism,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44, Part One, March 1985, p.112.

見[美]杰羅姆·巴倫、托馬斯·迪恩斯著:《美國憲法概論》,劉瑞祥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見龔祥瑞著:《比較憲法與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頁。

H. W. R. Wade: Sovereignty—Revolution or Evolution?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Sweet & Maxwell, London, Vol. 112, October 1996, p.568.

Mark Elliott: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in a Constitutional Setting: Still the Central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58, Part One, March 1999, p.157.

文章來源:《政法論壇》2000年第3期
發布時間:2007/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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