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的类型化司法适用
作者杨晓楠  
    摘要:  香港基本法二元性解释机制决定了基本法适用的特殊性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基本法的特区法院不享有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享有基本法最终解释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进行日常适用工作这种抽象解释权与司法适用的互动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争议学界倾向将争议归结为一种普通法与大陆法的差异这忽视了基本法司法适用的复杂性与解释者身份的多样性在单纯援引型案件中法院行使司法权而非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影响最小在联系适用型与导入适用型案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因缺乏对国际公约与本地立法的解释权实?#35270;?#21709;也很有限过往的争议案件多属于独立适用型在此类案件中各方应谨慎克制地行使权力完?#21697;?#27861;论形成统一的审查框架这对于解决纠纷很有必要对基本法的司法适用加以类型化?#27835;?#24182;适当地分离解释者与适用者的角色有利于理解争议的法律本质促进双方的方法论融合
    关键词:  香港基本法 司法适用 普通法 终审法院 基本法解释

引言

香港特区在1997年回归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32602;?#20197;下简称香港基本法成功地脱离?#21496;?#30340;管治秩序开启了本地宪制的新纪元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基本法授予特区高度自治权保留了原有的英国普通法制度特区法院享有对本地案件的审判权与终审权作为一部地区宪法性法律香港基本法要求一种不同于一般本地立法的解释机制香港基本法第158条将解释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并设计了一种由香港终审法院在特定案件审理过程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联动机制这种精细的制度设计期待在保持地方自治的同时?#34892;?#22320;实现中央管治创设了一?#20013;?#22411;的中央和地方互动关系然而这种创造性的解释机制在普通法制度中人为地嫁接了大陆法的因素于是在回归后围绕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适用所产生的争议中学界倾向认为大多数矛盾缘于一种普通法与大陆法的二?#20013;?#24046;异即普通法与大陆法之间的方法论隔?#20197;?#25104;了两个基本法解释者相互理解的困难

实际上这种二?#20013;?#24046;异的?#29616;?#28040;磨了两个解释者彼此融合的空间变相造成双方的基本法研究缺乏某种深度的对话性也忽视了这一矛盾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一方面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基本法的香港法院并不享有对香港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是终局而全面的另一方面享有基本法最终解释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实际进行基于香港基本法的日常审查工作即便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香港本地立法进行审查这实质上是另一项完全独立的授权制度可以说香港基本法设计的解释机制人为地疏离了基本法解释者与适用者之间天然的亲密关系然而在普通法制度下二者身份的界分更多是一?#20013;?#25311;的想象因此在回归后的20年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即使行使合法合理的释法权在香港也会被批评干涉司法破坏法治而在内地香港法院则一直被质疑过于积极地进行基本法审查过于政治化

如果要解决这些争议就有必要重新审视香港法院是如何解释和适用基本法的换言之香港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哪些问题属于法律解释或基本法解释问题而哪些属于案件审理中的法律?#35780;?#23454;践或法律适用问题此外特区法院的适用方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有何种关系如果认真研究特区法院的司法实践就会发现特区法院依据适用基本法条款的不同逐渐在判例中将司法适用类型化这点对于预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在不同案件中所能产生的作用有所帮助这些议题对于理解基本法相关争议的法律本质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它也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

一什?#35789;?#39321;港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一)审判中心主义下的基本法适用界定

法律适用这一概念在内涵和外?#30001;?#37117;有着较大的模糊性从广义?#32431;?#22522;本法的适用可以描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以某种逻辑方式将基本法文本的规定转化为现实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而实现基本法预期的社会调控这实际上是将基本法的适用理解为一种法律上的执行那么这一概念几乎可?#38498;?#30422;基本法实施的全部阶段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基本法适用的主体是多样的香港基本法涉及的法律关系主体都可以成为广义上适用基本法的主体这种理解虽然过于宽泛但也并不能说毫无意义因为基本法制定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其条文落实贯彻和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所以无论是主动型的执法立法和守法还是救济型的司法或其他方式只要能保证一套?#34892;?#30340;管治机制在香港基本法规定的轨道内运行就能够符合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立法目标这种广义上的适用几乎与实施无异涵盖了基本法相关的所有主题然而这种对法律适用的宽泛理解在基本法实践争议中无助于达成具体化的解决方案甚至可能因为争议各方术语使用的不统一而引发一种对话平台的错位进而产生对法治一词理解的歧义

在香港的普通法传统?#32422;?#27861;律共同体的话语平台中法律适用更多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普通法下的法律适用是以救济机制为基础的无救济则无权利基本法适用就是指在诉讼中将基本法作为大前提运用法律解释学和逻辑学的方法将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环?#25345;?#20013;而且适用往往伴随着一种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后果本文探讨的基本法适用也采用这一视角在香港社会的观念共识中香港法院在维护法治中扮演着无法替代的角色尽管香港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建立的公信力在近年来的争议案件中遭受部分人士的攻击但这种不易被外在力?#20811;?#25913;变的制度信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一种普通法心智?#20445;?#24357;散在特区宪制构架之中

虽然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地区宪法性文件但在普通法制度下作为成文法适用的逻辑前提基本法并没有明显的特殊性回归后香港法院的管辖权除国防外?#22351;?#22269;家行为外并没有受到其他的限制香港基本法也未建立一个享有专属管辖权的基本法裁判机构因此基本法和其他制定法一样均可以在司法裁判中适用于文本规定的具体情况

(二)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适用的联系性

不过无论如何界定基本法的适用法律解释对于法律适用的价值?#38469;?#19981;言而喻的在普通法制度下两者更是密不可分第一香港基本法第158条授予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进行解释这不是一种抽象的规范意义上的解释权而是一种内嵌于司法适用的解释权换言之如果法院缺乏对某一争议的管辖权自然不可能对与该争议相关的基本法条款作出抽象性解释所以尽管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特别赋予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但是这一权力必然与基本法第19条第80条规定的司法权审判权联系在一起

第二香港基本法第158条将基本法解释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但两者的解释权性质并不相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是具有普遍?#38469;?#21147;的规范性文件而香港法院对基本法作出的解释却并不具有规范效力香港法院无权制定一个类似于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司法解释而只能在具体案件适用中解释香港基本法如果说香港法院的解释产生了某种自上向下的?#38469;?#25928;果那并不是因为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的授权而是普通法制度下判例适用(stare decisis)的结果如同美国联邦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后的200多年里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制度与其说是一种宪法适用的逻辑推演不如说是美国法院在实践中进行的制度选择如果比较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用情况这一点就更为明显澳门基本法第143条与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的文本设计完全相同但在澳门法律制度中法院判决并没有判例效果只?#22411;?#19968;司法见解具有规范性所以即使澳门法院与香港法院同样解释基本法但在司法判决中澳门基本法解释的效力也仅限于案件当事人不能产生一?#21046;?#36941;的?#38469;?#25928;果

第三基本法解释是司法适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适用基本法的过程中基本法解释阐述了基本法文本作为大前提的含义同?#20445;?#22522;本法解释又粘合了基本法适用的大前提与案件事实决定了最终的涵摄过程例如在外籍人士居港权系列案件中香港法院需要解释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规定的通常居住的规范含义是什么即有意且已采取具体步骤在香港建立永久居所同?#20445;?#27861;院还需要解释不同案件的具体事实(如在监狱中服刑间隔性的短期服刑审前羁押程序等)是否符合上述通常居住的要求在拉伦茨看来对案件事实的解释对于判决结果而言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可以想象如果基本法明?#26041;?#27490;香港法院在案件中解释基本法或许特区法院的基本法管辖权都不复存在了所以可以认为基本法第158条授予香港法院基本法解释权是意义重大的不过假设香港基本法第158条未将基本法解释权明确授予特区法院但亦未排除法院在基本法案件中的管辖权或许依然可以想象特区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将基本法解释作为其行使司法权的核心要素依旧在实践中对其进行解释与此相比澳大利亚宪法第76条允许议会将宪法适用的管辖权授予联邦法院这种方式是比基本法的规定更为直接而清晰的

总而言之在香港法院看来由于基本法赋予法院在案件中解释基本法的权力因而行使解释权是责无?#28304;?#30340;这种解释权的行使就是将基本法适用于具体案件之中香港法院认为如果将基本法第2条规定的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和第8条第11条规定的基本法至上条款进行体系性解释可以理解为法院在适用基本法时有权审查其他机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无论这一解释在理论上是否存有争议也已经成为回归后香港法院适用基本法的日常模式正是由于香港基本法缺乏对基本法适用权的独立授权使得法院在阐述基本法审查权时主要依据解释权与管辖权条款进而对解释权进行了扩大性理解使得基本法解释与司法适用杂糅在一起

(三)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适用是否有必要分离

香港基本法解释是否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与司法适用加以适当的分离呢其实情况也并非如此首先在香港基本法适用的案件中法院依据基本法审查立法或其他公权力机关的行为这一过程难免涉及其他本地法律的适用因此特区法院实则经常可以在解释一般本地立法与解释基本法的角色中进行选择换言之法院可以以直接解释本地立法而非基本法的方式间接适用基本法从而造成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适用分离的情况其次由于基本法条款的性质不同包括基本权利条款与组织机构条款公民和政治权利?#32422;?#32463;济社会权利平?#28909;?#26465;款等不同分类因此法院即使运用同样的解释方法?#37096;?#33021;会有不同的基本法适用类型不同的适用类型或许对个案当事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方面的互动还是有相当大的意义毕竟享有香港基本法最终解释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实际进行基于香港基本法的具体审查工作也并不能在实际案件中对基本法及本地立法的适用产生直接影响

这种基本法解释权与适用权的分离在普通法地区几乎是没有先例的因此制度的创新自然可能会带来某种调和上的困难甚至会产生某种深层次的理论怀疑普通法解释方法与大陆法解释方法是否是难以融合的其实在笔者看来如果适当地将解释与适用相分离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香港基本法的相关争议不单纯源于解释方法上的差异更多源于两者在解释与适用基本法时的角色不同?#32422;?#22522;本法各适用类型间存在的差异总之适当分离基本法解释与适用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的本质

二特区法院适用基本法的案件

在?#27835;?#29305;区法院适用基本法的具体类型与方法之前有必要首?#20154;?#26126;特区法院在何种案件中可能适用基本法因为适用基本法的类型与方法很大程度上是由案件诉讼类型本身决定的

(一)适用基本法的案件诉讼类型

在香港普通法制度中并没有一种独立的适用香港基本法的程序或者诉讼类型特区法院正是在普通的民事案件(包括司法复核)和刑事案件中适用基本法的在审理案件?#20445;?#20026;了解决所涉争议法院可以对相关法律或行为的合基本法性进行审查尽管在各级法院各个阶段都可能涉及基本法适用的问题但对于解释和适用基本法而言区域法院和高等法院原讼庭一般是重要的一审法院而高等法院上诉庭则是处理案件数量最多的上诉法院相比较而言出于制度设计的原因能够进入终审法院聆讯的案件比例是非常小的

在特区法院适用基本法的案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诉讼类型就是高等法院的司法复核(judicial review)案件这类案件在终审法院的上诉案件中被归为民?#24459;?#35785;案件英国的公法原则在其管治时期沿用至香港司法复核成为香港本地行政诉讼的主要形式回归前的司法复核主要?#26434;?#22269;普通法中的越权原则(ultra vires)为基础在越权原则之下法院判断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立法对其进行的授权里德(Reed)勋爵?#36171;z?#26222;通法下的司法审查是基于对法院及公权力机关相关宪法责任的理解法院在公法领域的宪制责任是尽他们所能保障公权力机关尊重法治不过有学者统计在回归前的大多数时期香港司法复核案件的胜诉率并不高例如1988年的29件司法复核申请中有4件胜诉1990年的75件司法复核申请中有9件胜诉不过1991年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通过对香港的司法复核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人权法案在越权原则之外提供了更高的审查标准即香港本地法律需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的标准人权法案的司法实践对回归后基本法的司法适用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在回归前香港法院并不享有本地案件的终审权香港案件最终可以上诉到伦敦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但受制于案件类型和上诉权的限制能实际上诉到枢密院的香港案件是非常有限的有学者统计香港平均每年向枢密院提出的上诉案件只有1015宗左右可见在港英管治时期香港本地法院承担着绝大部分案件审理工作总而言之在回归前本地司法复核制度已经为基本法适用营造了较为充分的制度环境

香港特区的司法复核程序主要是依据高等法院条例第21(K)条和高等法院规则第53号命令提起的回归后香港基本法的实施为司法复核赋予了丰富内涵法院审查公权力行为的依据从之前的一般性立法人权法案扩展到基本法高等法院原讼庭?#26434;?#30340;一审案件也从原有的行政诉讼审讯类别改为宪法及行政诉讼审讯类别(?#26434;?#26696;件号为HCAL)不过这一类别下的案件不仅包括司法复核还包括人身保护令选举呈请来自淫亵物品审?#20040;?#30340;上诉?#32422;?#28041;及基本法或人权法案的争议而需要法庭作出裁决的其他民事案件且该案件已获原讼庭或区域法院法官证明适合转移至此审讯类型之下这些案件是特区法院适用基本法数量最多的类型以终审法院为例根据2000年至2016年香港司法机构年报公布的统计数据法院审理的涉及基本法案件中民?#24459;?#35785;案件约有50件约占案件总数的69.4%其中主要是针对司法复核案件的上诉

(二)普通法原则对基本法适用的特殊要求

在阐述基本法司法适用的具体方法之前应特别说明在普通法制度下基本法的司法适用具有非常大的附随性这种附随性主要基于分权原则下对司法角色正当性的?#29616;?#21496;法机构的首要功能是解决争议而且理想的司法机构应该是消极的仲裁者不过由于地区宪法性文件的适用可能难以避免涉及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关系或是关系到政制发展公民基本权利等重要事宜因此法院适用基本法时的考量因素往往较一般部门法复杂

首先适用基本法的必要性取决于诉?#31995;?#20107;人是否对基本法问题保有争议真实的争议是案件存在的前提法官不能虚拟案件的争议也不能在诉讼中制造争议或审理无争议的案件这是普通法司法适用的基本原则法院也不应给予咨询性意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就曾在给华盛顿总统的信件中较好地阐述了这点所以抽象地适用基本法并不是香港法院的正当?#28595;ܡ?#27604;较法的观察者将这?#21046;?#36890;法司法模式总结为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原则这?#32456;?#35758;的存在是真实具体语境化的例如在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的案件中政府和本地法律界从未对香港法院审查立法行政行为合基本法性的权力提出过质疑所以法院有较正当的理由自赋一种合基本法审查的权能有学者将澳门法院与香港法院的合基本法性审查的理论基础进行比较认为两者的差异在于两地的法律和司法精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有所不同

其次香港基本法适用的附随度还要依赖于两造对争议问题的论证和展开如果双方律师能够对案件争议进行充分讨论并在答辩中提供充足的援引案例清单和权威资料争辩抑或重新阐释理解法院判例中的某一原则或理论那么就会大大推动香港法院适用基本法方法论的发展相反如若案件两造不能在诉讼中对争议问题进行实质性辩论法院亦难有机会发展某项基本法适用的原则例如在港独议员宣誓案中高等法院上诉庭在判决中?#36171;z?#19978;诉方律师仅争辩?#27425;?#33021;提供证据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如?#25105;源?#38470;法系方法解释基本法的问题因而不能断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有何不适之处可见普通法的司法过程从来都不是一个机械化的判决输出过程案件争议的特殊性和语境化使得法官有机会与整个法律共同体一起参与判例形成的过程这反过来加深了法律共同体对司法机构的信任与尊重这种特定性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香港特区法院发展出一套不同于其他普通法地区的宪法性法律适用方法

再者由于基本法案件?#32422;?#21496;法复核程序在本地宪制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本法争议泛化的趋势就难以避免特别是在缺乏?#34892;?#28192;道解决政治争议的情况下当事人倾向通过司法复核解决争议或者在普通诉讼中当事人更容易提出基于基本法的理据?#28304;ˣ?#26222;通法制度给予法院较大的裁量权决定是否接受司法复核的申请高等法院上诉庭和终审法院有更大的裁量权决定是否允许上诉至终审法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终审法院在2007年Peter Po Fun Chan案的判决中提高了本地司法复核的门槛认为所谓可争辩原则是指合理的可争辩性(reasonable arguability)从而取代了之前的潜在的可争辩性(potential arguability test)原则排除了不具真实争辩性的司法复核申请这一改变实质性地减少了各级法院可能适用基本法的案件数量可以说是法院对司法复核泛政治化的一种谨慎回应在合理的可争辩性原则下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即使认为基于基本法的争议是可争辩的但依然可能因为该论据的处理与争议附随性不大或者认为依此理据并无成功的希望因而裁定没有必要处理例如在Wong Sui Ching案判决中终审法院曾?#36171;z?#35785;讼一方提出的基于香港基本法第6条和第105条的论据全无成功的希望案中并无出?#27835;?#21453;上述两项基本法条文的问题?#20445;?#22240;而并未在判决中适用香港基本法的具体条款

三基本法司法适用的具体类型与方法

即使以审判中心主义的标准狭义地讨论基本法的司法适用问题也会发现特区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实?#36866;?#29992;了基本法是较难区分的下文将特区法院援引基本法的案件加以梳理将基本法的司法适用进行类型化?#27835;?如表1所示)并在?#27835;?#20013;详细说明特区法院适用基本法的方法

表1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的类型

(一)单纯援引型

在部分案件中特区法院在判决中援引了香港基本法的条款换言之在以一种较宽松的标准适用基本法但实际上由于并未以基本法条文作为大前提进行实质的法律推演因而属于非实质性适用的情况这种援引型适用对基本法解释与适用的方法论发展作用不大

1.援引授权条款型

在这类案件中特区法院只是援引了基本法的授权性条款因为基本法作为地区宪法性文件立法行政司法等政府权力都来源于基本法的授权所以这类型案件的数量还是较多的例如特区法院在案件中会提及依据基本法第48(4)条行政长官发布行政命令依据基本法第63条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依据基本法第73(1)条立法会依法律职权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依据基本法第80条法院行使审判权等等从而确?#32454;?#39033;权力行使的正当性

不过在这些案件中法院仅是将基本法作为权力来源并未对权力实质进行阐述主要因为诉讼双方对权力的行使并无实质争议例如在Cheung Kai Yin案判决中高等法院上诉庭区分了藐视法庭案件的不同类型(包括民事和刑事)并?#36171;?#26681;据香港基本法第63条规定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20445;?#26681;据此条文律政司可以自行决定依据何种程序提起诉讼法院认为该案的程序不属于刑事检察?#20445;?#20294;并未直接解释基本法中刑事检察的含义那么即使特区法院援引了基本法条文?#27425;?#23558;授权性条款适用于案件的具体争议之中也并未对该条文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20445;?#25152;以这种适用不属于实?#36866;?#29992;基本法的类型不过援引这一条款的必要性在于如果不区分基本法对律政司的授权范围则无法阐明高等法院条例?#32469;?#20182;本地立法的适用情况所以在一些援引授权条款型的案件中这种援引本身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授权性说明

?#28304;ˣ?#24212;特别将这种单纯援引与另一种情况加以区分例如在梁国雄诉立法会主席案中终审法院实质性地处理了立法权的内涵?#32422;?#21496;法权对立法权干涉的程度那么这种适用则属于实?#36866;?#29992;基本法的案件而不属于这种类型

2.普通法渊源引述型

香港基本法规定了普通法在回归后作为法律渊源加以保留特区普通法原则包括了回归前适用于香港的普通法原则?#32422;?#22238;归后香港法院对原有普通法原则的发展适用基本法和其他本地立法建立的普通法原则等对于基于制定法适用而产生的普通法原则而言普通法可以看作是法院适用成文法的技术因为制定法只?#24615;?#26696;件判决中才能产生实际意义所以基本法作为成文法适用的大前提?#37096;?#33021;体现在普通法原则之中成为普通法渊源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法院适用了基本法毋宁说法院适用了基于基本法产生的普通法

在实践中由于判例制度终审法院和其他上级法院建立的普通法原则会经常出现在下级法院基本法适用的案件中在终审法院层面全盘引用之前的基本法判例而未加发展的案件数量则非常少这主要因为能上诉至终审法院的案件大多有一定的重要性如果涉及基本法适用问题案件本身通常会有一定的宪制意义因而在这样的案件中终审法院的法官往往会不吝笔墨地对其中基本法适用的原则加以阐述所以完全将基本法的解释和适用置于引注中而未加实质性区别的情况就会比较少这也是基本法解释机制设置时考虑过的因素只有终审法院可以在相关案件审理结束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正是因为考虑到终审法院基本法解释的重要性和普遍?#38469;?#21147;

当然即使在终审法院层面仍不排除有少量案件终审法院仅仅为了强化某一判例的?#38469;?#25928;果或者因案件与以往判例的相似度过高再或者因争议双方对该原则的适用未产生实质性争议所以终审法院也会以普通法渊源引述的方式间接适用基本法例如在Brian Alfred Hall案判决中终审法院在描述控方的披?#23545;?#20219;时引用了梅师贤法官在Lee Ming Tee案件中适用香港基本法第39条和第87条所建立的标准但未对该标准作进一步阐述这一判决就是在普通法渊源中间接引述基本法适用的例子

3.概况性援引型

此外还有一些案件特区法院亦会考量香港基本法条文的适用价值但主要是进行了一种客观性价值判断而非作为解决争议的依据例如关于香港基本法条文对特区建立的意义保护人权的价值法院在一些案件中考虑了香港基本法部?#32456;陆?#25110;条文的客观价值如香港基本法第39条对国际人权标准的引入保护公正审判权和平?#28909;?#30340;价值等然而无论是整体性价值还是具体?#38470;?#25110;条文的价值这种考量?#38469;?#25919;策性概况性的条文援引并未对案件争议的处理产生一种较强的附随效果以至于在判决中法院通常不会提及具体条款应如何适用或解释也无法准确描述出特区法院进行考量的过程只能说香港基本法的存在性质及效力对这些判决产生过某种客观积极的影响却不能说香港基本法作为法律适用的大前提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起到过哪些实质性的作用或者说即使起到了某种作用那也多为政策性的缺乏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例如在Chong Ching Yuen案中案件争议涉及大律师的错误是否会误导当事人导致当事人不能获得公正审判这一问题终审法院的包?#38470;?#27861;官认为在判断香港所坚持的审判标?#38469;保?#39318;先应该考虑香港基本法?#32422;?#20154;权法案中的各项基本权利不过包?#38470;?#27861;官并未进一步论述在本案中法院是如何考虑这些权利的而只是直接得出结论考量这些价值之后认为香港的审讯是公正的宽泛?#27492;担?#22312;这一类型案件中包?#38470;?#27861;官以暗示的方式适用了香港基本法中关于公正审判的条款并对香港审讯程序的合基本法性作出了初步的判断由于这种概况性考?#35838;?#33021;说明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适用的具体方法甚至都无法说明究竟哪一(些)具体条款被法院实?#36866;?#29992;过而只能认为香港基本法权利保护的价?#31561;?#21521;对特区法院造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影响因此在方法论探讨的层面上本文未将这种适用归结为实?#36866;?#29992;的类型

(二)实?#36866;?#29992;型

特区法院在实?#36866;?#29992;香港基本法裁判?#20445;?#20250;因争议解决的需要?#32422;?#36866;用条款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方法由于具体案件所涉纠纷的复杂性在同一案件中?#37096;?#33021;涉及几种不同的基本法适用方法而且司法机构的理想角色是居中的消极裁判者因此即使在适用同一条款?#20445;?#27861;院?#37096;?#33021;因为案件当事人的诉请和争议方式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纠纷下文主要阐释了特区法院(主要以终审法院为例)实?#36866;?#29992;基本法的几种典型类型由于案件争议的语境化和复杂性这种分类并不能完全涵盖香港基本法被实?#36866;?#29992;的所有情况此外这种适用类型的分类与上述案件的诉讼分类并不必然相关主要是基于特区法院在解决争议时适用基本法条文的具体方式作出的

1.独立适用型

独立适用型是指特区法院以香港基本法为法律?#35780;?#30340;大前提在判决中直接运用形式逻辑的推演适用香港基本法得出判决结论例如在著名的吴嘉玲案判决中终审法院直接适用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裁定是否将争议条款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32422;?#30452;接适用香港基本法第22条和24条决定案件当事人是否享有居港权这两点均是诉讼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核心问题也是决定司法救济的关键这种司法适用类型与下述其他两种实?#36866;?#29992;类型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香港基本法是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法律?#35780;?#30340;逻辑前提特区法院是否需要借助其他地区宪法性规范(不包括中英联合声明)才能获得确定的审查标准

此类司法适用的案件?#37096;?#20197;?#27835;?#19981;同的情况第一种是纯粹的独立适用型?#27492;?#36866;用的香港基本法条文在其他地区宪法性规范中并无规定例如一系列的居港权案件?#32422;?#22522;于基本法中旅行?#26434;?#26435;条款审查的Gurung案或是其他涉及组织机构的授权性条款的司法适用情况

第二种是相对的独立适用型在这种案件中尽管特区法院可能会适用其他的地区宪法性规范但其他规?#24230;?#24182;未对案件审查设置额外的标准或提供额外的原则换言之对于案件争议的处理而言香港基本法条文的适用足以独立地得出判决的结论其他规范的作用主要是补充性或是辅助性的并非判决得出的依据例如在?#38470;?#38597;案判决中终审法院适用了香港基本法第24条判定当事人的居港权争议后又进一步说明了ICCPR和香港人权法案规定的家庭团聚权可能会适用本案的情况但实际上终审法院并未依据家庭团聚权条款对权利的限制施以更多的审查负担所以依然可以认为法院通过香港基本法第24条的解释与适用可以得出该判决的结论

第三种是事实的独立适用型在这种情况下依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本应属于下述联系适用的类型但由于某种原因实际上仅适用了基本法的条款例如香港基本法第39条规定对于香港?#29992;?#30340;权利保护不得与ICCPR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香港的有关规定相?#25191;?#19981;过香港本地并未制定全面实施ICESCR的立法ICESCR的部分条款在多部本地的一般性立法中实施尚有部分ICESCR的权利并未在本地立法中实施这就可能造成在适用ICESCR条款时难以找到实际联系的本地立法最终因该标准未被本地化而导致连接点落空从而在事实上产生了一种独立适用香港基本法的效果例如在?#33258;?#26126;案中特区法院需要判定将综援门槛从1年居住期调整到7年居住期的政策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32422;ICESCR的要求却因缺乏ICESCR的本地化立法终审法院未选择平?#28909;?#30340;审查基准而决定直接适用香港基本法对相关政策进行了实质审查在?#33258;?#26126;案之前终审法院并未确定对社会权限制的审查框架主要以对权利进行宽松解释对权利的限制进行狭义解释的方法进行个案化处理但在?#33258;?#26126;案中终审法院将ICCPR权利审查适用的比例原则框架运用到社会权案件中使得这些条款可以直接适用于香港基本法条款的情况并与其他权利共享一致性的审查框架尽管这种做法有利于将基本法司法适用方法的统一化但是直接适用基本法中的社会权条款并不能逻辑自足地推演出特区法院可以运用比例原则审查权利限制的正当性因此终审法院的这一创造也受到了学者的质疑

2.联系适用型

联系适用型主要指案件所涉基本法权利在ICCPR和人权法案中或是在实施ICESCR?#32469;?#20182;公约的立法中也有规定并且这些立法规定?#21496;?#20307;的审查标准或额外的审查负担进而产生一种基本法需与国际人权公约本地立法联系适用方可确定审查基准的效果基本法第39条对权利的限制进行了概况性限定所以在审查对权利所施加的限制?#20445;?#32463;常需要联系适用国际公约人权法案?#32469;?#20182;规范的标准

以言论?#26434;?#26465;款为例香港基本法第27条规定香港?#29992;?#20139;有言论新闻出版的?#26434;ɣ?#32467;社结合游行?#23601;?#30340;?#26434;ɣ?#32452;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26434;保?#36825;一规定确定了香港?#29992;?#20139;有言论?#26434;?#30340;权利但并未规定限制言论?#26434;?#30340;方式也未规定对限制的审查基准?#28304;ˣ?#20381;据香港基本法第39条香港?#29992;?#20139;有的权利和?#26434;ɣ?#38500;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而且此种限制不得与ICCPRICESCR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相?#25191;?#37027;么首先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设定了限制的合法性原则在岑国社案中终审法院认为依法规定意味着法律是明确的?#32422;?#24212;是可被理解的法律规范必须有足够的明确度使市民能?#35805;?#29031;它来管理?#32422;?#30340;行为能?#22351;?#21040;一个足够的指引否则这种规范不可以被视为是法律在古?#23478;?#26696;中特区法院对依法规定进一步作以狭义解释认为行政长官的行政命令在性质?#29616;?#33021;属于内部的行政规范不属于依法规定的情况其次在符合合法性要求之后香港基本法条文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什么样的限制是与ICCPR在香港实施的规定相?#25191;?#30340;因而香港人权法案作为实施ICCPR的本地立法设置了司法审查的具体要求人权法案第17条规定除依法律之规定且为民主社会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宁公共秩序维持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人权利?#26434;?#25152;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种权利之行使在梁国雄案中终审法院将这一具体要求转化为比例原则的审查框架目的的正当性限制与目的的合理联系限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法院认为所谓的合法目的是人权法案第17条列举的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宁公共秩序维持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人权利?#26434;保?#36825;种列举是一种穷尽式列举不容许为着任何其他目的而施加限制对于必要性而言终审法院?#26377;?#20043;前吴恭邵案中对必要一词的理解认为不应以迫切的社会需要代替仅以书面意思理解限制与限制所?#38750;?#30340;目的是否相称?#32431;?script>WriteZhu('47');在?#33258;?#26126;案中终审法院将这一标准总结为最小侵害原则

对于联系适用并非香港基本法中所有权利都缺乏比例原则中部分要件的规定也有权利条款本身就规定了一定的审查基准例如香港基本法第30条规定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有关机关依照法律程序对通讯进行检查外?#20445;?#37027;么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26412;?#21487;以成为合法目的的要件不过对于此类权利的案件即使香港基本法有相关的规定法院在解释与适用基本法的时候依然会联系适用ICCPR和人权法案对权利所施加的限制进行审查或者禁止施加限制(如Ubamaka案中法院裁定不得限制免受残酷非人道的虐待或惩罚的?#26434;?

在这类基本法适用的案件中既涉及香港基本法条文的解释与适用也涉及ICCPR和人权法案适用的问题由于涉及国际人权法的解释法院在传统普通法缺乏宪法方法论指导的前提下会较多地借鉴国际人权法和?#20998;?#20154;权法的判决方法和审查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法或外国法渊源起到的作用就较为明显例如比例原则和裁量余地原则就是在借鉴?#20998;?#20154;权法判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然由于香港基本法与本地立法的特殊性特区法院在借鉴这些原则时也会根据本地的需要加以选择或调整例如在较长时间内?#32431;?#34385;过?#20998;?#27604;例原则的最后一个阶段

3.导入适用型

导入适用型的案件主要指那些所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并非由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而是属于ICCPR和人权法案额外规定的权利由于香港基本法第39条的概况性授权使得这些国际人权标准产生了一种优位于本地立法的效果从而成为审查立法或公权力行为合基本法性的标准这种基本法的司法适用是对适用进行了一种宽泛的解释因为特区法院仅在适用香港基本法第39条后随即导入了国际人权法的审查标准香港基本法的条文本身并未设置任何具体的审查标准与联系适用的类型不同导入适用型的司法适用几乎不涉及对基本法条文本身的解释问题

在特区法院审理的香港基本法案件中这类型案件主要是刑?#24459;?#35785;案件涉及ICCPR和人权法案的条款也较为集中主要涉及获得公正审判权无罪推定等条款也包括部分权利因缺乏联系适用的可能而被导入人权法案审查的情况其中公正审判权的情况较为特殊尽管香港基本法第35条也规定了香港?#29992;?#26377;权得到秘密法律咨询向法院提起诉讼选择律师及时保护?#32422;?#30340;合法权益或在法庭上为其代理和获得司法补救?#20445;?#20294;ICCPR和人权法案规定的公正审判权范围更广泛法院通常采用导入适用的方式由于这些案件仅涉及ICCPR和人权法案所以这一类案件的适用较其他基本法适用有更大的历史?#26377;?#24615;在回归?#20445;?#23613;管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中关于其效力至上性的条款未被保留为特区法律但香港基本法第39条引申适用了人权法案规定的权利因此回归前与人权法案相关的判决依然作为原有普通法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从而对特区法院的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回归前的冼有明案涉及人权法案第11条规定的无罪推定条款当时的香港上诉法院裁定?#27573;找?#29289;条例第46条和第47条的相关条文违反人权法案第11条因而被?#21697;?#22312;此案之后香港法院在大量案件中以不同方式依据无罪推定条款?#21697;?#20102;本地的相关刑事立法在回归后的早期案件中这些判例对香港法院适用基本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相类似的案件特区法院并未特别区分或是用基本法案件的适用方法加?#28304;?#29702;而是?#26377;?#20102;之前的审查原则直到终审法院在适用基本法的过程中将比例原则的框架日趋完善后特区法院对各类型权利限制的审查和适用方法也逐渐趋同

此外与司法复核的案件相比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法适用问题具有更大的附随性甚至可以说在这样的案件中多数不存在抽象的基本法争议而仅存在针对案件具体适用所进行的一种合基本法解释例如林育辉案涉及了入?#31243;?#20363;中转让虚假证件罪规定的没有合理辩解的适用前提问题终审法院认为如果进行一种合基本法解释原审法院向上诉人施加说服性举证责任是存在缺陷的?#31209;?#22312;洪燦华案判决中终审法院认为之前法院对?#27573;找?#29289;条例第47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解释一直施加给举证方一种说服性举证责任这样可以轻易地将举证责任转置给犯罪嫌疑人使其无罪推定的权利得?#32422;?#25439;如果现有制度侵害了当事人的基本法权利则需通过比例原则证成这种减损的正当性由于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一种侵害更小的举证责任方式提证责任即由原告对所涉事实提出基本证据因此终审法院并未直接?#21697;?#36825;一法律条款而是采取?#21496;?#27982;性解释方法转换?#21496;?#35777;责任的类型和方式

四基本法的司法适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

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尽管学界对香港基本法解释问题有过较多关注却鲜有研究尝试将基本法条文适用与解释进行适度剥离多将香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视为某种竞争性关系其实如果?#27835;?#20840;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实践就可以发现现有5次基本法解释中只有3次与香港法院的基本法适用相关其中第4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是在终审法院依基本法第158条提请解释的情况下作出的也是5次解释中相对争议最小的一次第5次基本法解释则是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作出的各级法院在相关案件审理中均将该解释视为成文法的一部分加以适用并未出现司法适用上的?#21046;?#25110;争议仅有的一次与基本法解释相关的所谓的地区宪制危机是指吴嘉玲案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与终审法院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理解不同而吴嘉玲案是终审法院在回归后审理的第一个案件无论在解释方法还是审查原则方面都有待发展?#30001;?#36848;基本法司法适用的类型化?#27835;?#21487;以看出特区法院适用基本法的方法是分步骤分阶段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大陆法与普通法的解释方法?#21046;?#26159;否能够阐述所有围绕基本法解释所产生的争议实际情况可能?#23545;认?#35937;的要复杂

第一在单纯援引型的基本法适用案件中香港法院大多在行使一种司法权或审判权而非狭义的基本法解释权香港基本法解释对于案件的审理并不重要所以特区法院更倾向在一般本地立法的适用上加以发展以期在结果上达到保护基本权利的目的并非直接适用基本法由于这些案件未实质涉及基本法的解释问题所以这类案件较少受到内地学者与相关机构的关注多被认为是地方自治范围内的普通案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在这类案件适用上的影响也是小之?#20013;?o:p>

第二即使在实?#36866;?#29992;基本法的案件类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影响与作用也有所区别例如在联系适用型与导入适用型的案件中由于具体的适用标准往往由国际人权公约或人权法案加以规定而全国人大常委会?#27425;?#26435;解释国际人权公约或人权法案的条款特别是在导入适用型案件中并不存在可以被实际解释的基本法条款所以在这些案件中基本法的解释与适用多内化于香港法院的司法权或审判权之中特区法院有较大的裁量权在解释基本法解释国际人权公约或解释一般本地立法中进行选择而且这类案件的基本法适用往往对案件本身的附随度较高难以概括出可?#26434;?#20840;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的抽象原则或条款因此规范性解释在这类案件中起到的作用也就较小再者特区法院在适用基本法的过程中发展出不同的救济方法如以救济性解释减少其与立法行政机关的冲?#25442;?#30683;盾降低基本法案件的政治影响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特区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互动的可能性当然由于早期本地法院缺乏基本法适用的经验所以香港法院在国际人权法适用方面受到的国?#35270;?#21709;也就较为突出不过这种国际化的影响其实在其他普通法地区也较为常见而且基本法的设计也无意隔绝香港法院在回归后与其他普通法区域的联系相反基本法第84条鼓励香港法院在回归后与其他普通法地区保持一定的融合性在这两类案件中即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作用较有限香港法院依然可以在基本法规定的范围内?#34892;?#22320;适用基本法解决争议

第三独立适用型的司法实践可以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互动非常频繁的领域由于中央与地?#28966;?#31995;条款和组织机构条款?#38469;?#20110;基本法独立规定的条款即使在适用非明显涉及中央与地?#28966;?#31995;的条款?#20445;部?#33021;因为特区法院对适用基本法的个案结果对社会造成较大的影响而遭到反对因此现有的3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法院的释法互动?#38469;?#20110;这一类型在独立适用型的案件中特区法院如何行使基本法解释权?#32536;?#26684;外重要因为香港基本法直接适用的前提是对基本法条文的正确理解而且这种解释对于案件的适用几乎是决定性的换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在这类案件中的影响最大且最为直接尽管理论上说法院可以通过解释一般立法的方式将实?#36866;?#29992;型转化为单纯援引型但由于普通法审判的消极性?#32422;?#22312;政府涉诉案件中律师往往会提起基本法解释争议以期在个案中达致胜诉这就使得法院通常无法避免回答具有高?#26085;?#35758;性的问题从而使其受到过分政治化的质疑因此在这类型案件中涉案多方(无论是政府法院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基本法解释者或适用者的适度克制?#38469;?#38750;常有益的因为此类案件对于维护香港法治?#32422;案?#26041;对一国两制的?#21028;?#32780;言?#38469;?#38750;常重要的回归后的二十多年里香港特区法院在这类案件中发展出统一的审查框架和基准而且在?#26696;?#26524;金案中初次尝试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文本的最终解释者也以克制的态度作出解释并在基本法解释中不断完善其解释方法正是双方的努力使得基本法在回归后的二十多年里得以顺利实施

结语

基本法对普通法传统的保留维持了香港法律体系在回归后的?#26377;?#24615;和稳定性香港特区法院作为普通法法院在原有的诉讼制度?#38470;?#24910;地发展基本法司法适用的原则与方法同?#20445;?#39321;港基本法第158条的授权赋予了香港法院一把与英国普通法割裂的尚方宝剑?#20445;?#22320;区宪法性法律的解释方法与司法适用的研究不再是屠龙术?#20445;?#23427;有利于检视特区在复杂政制发展中的变与不变香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特区法院适用基本法的过程中被一次次的剥?#36873;?#37325;视整合调整香港终审法院在与下级法院之间巧妙的指导保护?#38469;?#32416;正关系?#22411;?#21160;着回归后香港普通法制度的发展也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互动中进行着法律解释方法的变革香港回归后二十多年里基本法的适用者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与变革中博?#27169;?#22312;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顺利实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仅在30余年前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20445;?#19968;国两制?#34987;?#21482;是一种大胆的设想这种创新性的尝试并不能在传统理论中找到先例然而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理念在解决香港问题方面提供了破?#20013;?#30340;契机如果坚信一国两制理念超凡的创造力和包容性至少应该相信基本法解释者和适用者之间的方法论共识是可能存在的并且可以通过研究和实践达成一种制度化的融合路径

注释:
参见姜保忠法律解释及其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20445;?#27861;学杂?#23613;?011年第6期第115页
参见黄明?#21361;?#26222;通法传统与香港基本法的实施?#20445;?#27861;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48-49页
参见郑戈普通法心智与香港政改?#20445;?#20013;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第63页
参见注第116-117页
参见美爱德华S考文司法审查的起源?#32602;?#24464;爽编?#26412;?#22823;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158页
参见杨晓楠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用研究与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的比较?#20445;?#28207;澳研究2015年第2期第55页
参见董皞论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解释权?#20445;?#27861;商研究1998年第6期第52页
Prem Singh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20031 HKLRD 550(2003)6 HKCFAR 26.
Fateh Muhammad v Commission of Registration 20012 HKLRD 659.在该案中香港终审法院认为监禁或羁留不属于通常居住
Prem Singh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20031 HKLRD 550(2003)6 HKCFAR 26.在该案中香港终审法院认为监禁二周并非法律不问琐事原则中的琐碎事务因此不能够不予考虑
Asif Ali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and another(2013)16 HKCFAR 91.在该案中香港终审法院认为如果以目的解释的方法解释刑事诉讼相关条例?#32422;?#22522;本法的规定可以发现审前羁押与监禁的性质并不相同因为审前羁押不是惩罚性的更像对精神病人的羁押不能将居港权这一重要权利的认定依赖于保释这一不确定的事实
参见德拉伦?#27169;?#27861;学方法论?#32602;?#38472;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5页
See 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19991 HKLRD 315(1999)2 HKCFAR 4.
参见注
参见董立坤张淑钿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20445;?#27861;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3-25页
参见张淑钿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20445;短?#24179;洋学报2010年第7期第13页
AXA General Insurance Ltd v HM Advocate 2011UKSC 4620121 AC 868.
参见林峰香港地区行政诉讼制度立法与案例?#32602;?#27993;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参见林峰基本法对香港司法审查制度的影响?#20445;?#27861;学家2001年第4期第112-113页
参见陈文敏法律制度?#20445;?#36733;陈弘毅?#26049;?#24179;陈文敏李雪菁编香港法概论(第三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55页
See M. Lucy TanFrom the Privy Council 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ill the Area of Non-Justiciability be the Same in Hong Kong after July 1, 1997, 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1997, Vol.19, p.417.
参见高等法院实务指示PD 26.1载香港司法机关网站http//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pd/Practice_Directions.jsp2017年3月1日访问
该案件数量是笔者依据司法机关网站数据自行进行的统计载香港司法机关网站http//www.judiciary.hk/tc/publications/publications.htm#other_reports2018年1月1日访问
参见杨晓楠唐艺卿从华天龙号案看王?#19968;?#20813;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20445;?#20013;国海商法研究2015年第1期第96页
See A Letter to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20445;in Maeva Marcus,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800. Vol.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755.
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37096;?#21496;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20303;罚?#37073;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
参见陈弘毅罗沛然杨晓楠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合宪性司法审查与比例原则适用之比较研究?#20445;?#28207;澳研究2017年第1期第39页
Se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and another v Yau Wai Ching and another CACV226/2016.
See Peter Po Fun Chan v Winnie CW Cheung and another20081 HKLRD 319(2007)10 HKCFAR 676.
See HKSAR v Wong Sui Ching(2012)15 HKCFAR 199.
在内地宪法研究中由于宪法未作为裁判依据在判决中使用进而内地学者研究援引与作为裁判依据的区别参见朱福惠我国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援引宪法研究?#20445;?#29616;代法学2010年第1期第310页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20445;?#20013;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3437页在普通法理论中并无特别区分援引作为裁判依据等对成文法适用方式的理论差别因此这里的司法适用有较广泛的含义亦包括援引但并未作为裁判依据的情况
See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Cheung Kai Yin and others20164 HKLRD 367.
See Leung Kwok Hung v the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KSAR(2014)17 HKCFAR 689.
See Brian Alfred Hall v HKSAR(2009)12 HKCFAR 562.
See HKSAR v Lee Ming Tee(No.2)(2003)6 HKCFAR 336.
See Chong Ching Yuen v HKSAR(2004)7 HKCFAR 12620042 HKLRD 681.
See 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19991 HKLRD 315(1999)2 HKCFAR 4.
See Gurung Kesh Bahadu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20022 HKLRD 775(2002)5 HKCFAR 480.
See Chan Kam Nga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19991 HKLRD 304.
See Kong Yunming v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2013)16 HKCFAR 950.
参见杨晓楠对?#33258;?#26126;案判决的解读兼议香港终审法院的司法态度?#20445;?#20013;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第83页
See Albert ChenA Stroke of Genius in Kong Yunming, Hong Kong Law Journal, 2014, Vol.44, p.11.
See Shum Kwok Sher v HKSAR20022 HKLRD 612.
See Leung Kwok Hung and another v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 CACV73/2006.
See Leung Kwok Hung and another v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20053 HKLRD 164(2005)8 HKCFAR 229.
同注
See HKSAR v Ng Kung Siu19993 HKLRD 907(1999)2 HKCFAR 442.
参见注第84页
See Ubamaka Edward Wilson v Secretary for Security and another(2012)15 HKCFR 743.
关于?#20998;?#27861;院比例原则的发展可参见刘权论必要性原则的客观化?#20445;?#20013;国法学2016年第5期第179-181页
See R v Sin Yau Ming 1991HKLY 134.
See Johannes Chan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1991-1995: A Statistical Overview?#20445;in George Edwards and Johannes Chan, ed., Hong Kong's Bill of Rights: Two Years Before 1997, Hong Kong: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5, p.9.
See Lam Yuk Fai v HKSAR20062 HKLRD 165(2006)9 HKCFAR 281.
See HKSAR v Hung Chan Wa and another20063 HKLRD 841(2006)9 HKCFAR 614.
参见曹旭东?#23433;?#24328;挣脱与民意从双非风波回望庄丰源案?#20445;?#25919;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第17-25页
作者简介杨晓楠法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8年第4期
发?#38469;?#38388;201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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