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人權法學研究的定位、內容與方法
作者:于文豪  
    摘要:  人權法學應當秉持開放、包容的學科心態,在法學規范性的基礎之上,以更為寬闊的學科視野,積極關注和回應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中廣泛的人權議題,提出人權法視角下的解決方案,并且使這些學術方案得到應有的重視與應用。為此,人權法學應當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學學科。問題導向式的研究對象應當成為未來人權法學研究的主要領域。在研究方法上,人權法學研究應當盡可能貫通法學內部各個學科,并且適度超越法學研究視野,吸收其他學科的有益成果,但又不至于脫離法規范本身。
    關鍵詞:  人權;人權法;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跨學科研究

一、人權法學研究的現狀

在法學研究中,人權法學尚不是一個成熟的學科。這一方面體現為人權法學還沒有成為學術研究的主要選題或者主要理論方法。一個直觀的例子是,以“人權法學”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CNKI)的期刊欄目檢索歷年來的論文篇數,截至2017年11月一共只有8篇論文。而以“憲法學”“民法學”“經濟法學”和“國際法學”進行同樣的檢索,這一數字分別是975、412、544和147。去掉“學”字再次檢索,“人權法”的結果是230篇,而其他四個法律部門分別是12905、5247、7659和2898,差距依然相當明顯。另一方面,基于人權法的混合性,不乏有觀點認為,人權法的學術研究并不一定要成立“人權法學”這樣一個專門的學科部門。這種觀點擔心人權法學落入畫地為牢甚至山頭主義的窠臼。

如果我們認可,一個學科應當就相對確定的研究對象、以某種穩定的研究范式開展具有科學性的討論,那么人權法學作為一個法學部門就是可以成立的。實際上,正是基于人權法的混合性或者綜合性,這一領域更有可能突破傳統法學研究的學科芥蒂,形成問題為導向的新研究范式,成為法學研究創新的可能領域。不過,我們不必糾結于這一名詞,更需要的是扎扎實實地產出具有說服力的學術成果。

然而,不能樂觀的是,近年來涉及人權問題的學術成果似乎遇到了生產的瓶頸。以“人權”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的期刊欄目檢索各學科發表論文的篇數,2004-2009年每年發表的論文基本保持在500篇以上,2010-2014年則均落在400-500篇的區間,2015年和2016年均降低到300-400篇的區間,以同樣的關鍵詞在檢索法學學科發表論文的篇數,也可以得出完全一致的反映。圖1是對這兩項檢索的統計。

盡管沒有囊括人權的所有論文,有的論文也并未在標題中出現“人權”一詞,但是這一統計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證我們的日常感受。在我國《憲法》納入人權條款后,人權的法學研究似乎逐漸平淡了,學術話題性似乎開始減弱了。是人權法議題不再重要了嗎?在研究人權問題的社會科學中,法學的地位是特別重要的,這是因為法律對于人權保障中的作用無可取代。如果連法學學科的研究也開始走向平寂,那么,人權研究真的就面臨很大的問題了。

如果說成果產出的數量只能代表學術研究的一個方面,那么成果質量更應該值得關注。在這方面,多年前就有學者指出:“中國法學領域中的人權研究……存在著過分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對具體人權研究不足、對國際人權標準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等問題”,并且“很多人權研究成果滿足于使用或過分重視第二手的資料……普遍不重視使用第一手資料”。①這種情況的改觀看起來是比較緩慢的。

在本文看來,人權法學是一門充滿理想主義的學問。人權法學不應當重走傳統部門法學的發展路徑,不應當落入自說自話的尷尬境地。人權法學的目標應當是以學術的方式解釋并改造現實,塑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美好生活,塑造品格健全的人和包容的社會、理性的國家。理想的人權法學應當秉持開放、包容的學科心態,在法學規范性的基礎之上,以更為寬闊的學科視野,積極關注和回應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中廣泛的人權議題,提出人權法視角下的解決方案,并且使這些學術方案得到應有的重視與應用。要達到這一理想狀態,我們便需要認真討論,人權法學到底是什么?應該研究什么?應該怎樣研究?本文嘗試就這些問題作一個回答。

二、作為人權法學基礎的人權法

人權法學是研究人權法的學問,是對人權法的學理化和體系化。討論人權法學是什么,我們首先要討論人權法是什么。

(一)人權法的內涵

從詞義上看,人權法是“人權”與“法”的組合。這一文字組合,一方面意味著人權由價值倡導走向制度保障,從形而上的哲學思辨式的人權觀念走向形而下的以法制為主要載體的人權實踐,另一方面意味著法的制定和實施要融入人權的精神理念與原理原則,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價值取向。換言之,人權法是人權法制化和法制人權化的產物。人權法是人權與法的實質的、持續的融合過程,它絕不是簡單地將人權問題飾以法的外觀,也絕不是在法律條文中機械地寫入人權語詞就算完成了。

人權是在人類社會進入以法律為基本治理方式的時代之后產生的。作為人權制度化的集中表現,人權法是一個具有特殊表現形式的新的法律部門。從表現形式上說,人權法體現為各種形式的法規范。人權法中的“法”,既包括國內法,也包括與人權保障相關的國際法。在效力位階和表現形式上,無論是國內法中的憲法、法律、法規、規章以及規范性文件,還是國際法中的憲章、宣言、公約、條約乃至國際習慣法規則,凡與人權保障相關的,都能夠成為人權法的組成部分。就一個國家而言,人權法是以憲法為統帥、以人權保障為目標的全部法規范體系的總和。

從實現方式上說,人權法是以法的制定與實施的方式來確認與調整人權。作為一個“偉大的名詞”,人權觀念在產生之初是一種價值上的訴求。當其進入法規范領域,實現了理念與制度的融合,就產生了人權法。制度化的人權通過法規范的方式,使人權從自然權利、應然權利走向法定權利、實際權利。人權法與其他人權論題的一個主要區別就在于,人權法由國家強制力予以確認和保證實施,具有內在的規定性和穩定性。

從規范對象上說,人權法調整的是權利與權力的關系,通過約束權力行使、規范權力運行來保障權利實現。經由人權法調整的社會關系可以稱為人權法律關系。人權法律關系中最常見的主體是國家和自然人。人權法律關系的主體應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并具有與自主性相適應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人權法律關系的內容是各項具體人權。以國家為代表的各種權力載體具有“壓迫性”的力量,而以原子方式呈現出來的個體的力量是微弱和分散的。人權法約束的是擁有權力的強勢一方,保護相對弱勢的一方免受壓迫,促進權利訴求得到不斷實現。

應當指出,人權法主要以公權力為防范對象和義務主體,私人之間的民事侵權行為一般不屬于其調整范圍,但私人關系之間也有適用人權法調整的可能。例如,在勞工權益問題上,大型公司與勞動者雖然都屬于民事主體,但前者顯然具有組織性的壓迫力量,雙方的實際地位是不對等的。再如,某些民事侵權行為可能構成對人權本質的侵害,不僅要援引民事法律予以保障,也需要借助人權法予以調整。還要注意的是,在國際政治秩序中,某些情況下民族和集體也能夠成為人權保障的主體。因此,我們既要避免動輒將某些權益冠以人權的名義,避免人權法的泛化、庸俗化,也要理性對待人權法的規范方式和調整范圍。

(二)人權法的特征

認識人權法的特征,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展開。著眼于人權法的內在規定性,我們可以采取內部視角和外部視角兩種觀察方式。內部視角即從自身出發,著眼于人權法的內在構成性。外部視角即從外部聯系的角度認識人權法,著眼于人權法與人權研究的其他領域之間的關系。

1.人權法的內部視角

從內部視角來看,可以分別從“人”“權”和“法”三個層面來揭示人權法的特征。

第一,在“人”的層面,人權法高度推崇和保障人的主體性,確認、尊重并實現人的價值是人權法的根本使命。人權乃是人人都享有或者應該享有的權利,人權法乃是有關人與人類社會如何認識人、對待人、尊重人、成就人的制度規范。人權法中的“人”,最初的和首要的是自然意義上的人。隨著時代的發展,“人”的范圍逐漸在擴大。胎兒等自然人的特殊形態,以及法人、民族和集體等人的擬制形態,也逐漸獲得人權法律關系的主體地位。但不管如何發展,人權法所維護的“人”,必然是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個體。

第二,在“權”的層面,人權法對權力的約束和對權利的保障是同時展開的,二者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在權力一端,人權法要求為權力設定行使的邊界與運行的規則,行使權力伴隨相應的責任,權力應當服務于權利。對此,有學者提出:“人權法設定與人權保障相匹配的公共權力,體現為建構理性的權力/權力關系(這又可以細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關系,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的關系等)、權力/權利關系、權利/權利關系三種基本類型,其中非對稱性的權力/權利關系是人權保障關系的核心,其他兩類關系則圍繞著這個核心展開。” ②在權利一端,人權法所維護的權利和自由是廣泛而又具體的,這些具體的權利和自由構成了人權法律關系的內容。人權法上的權利和自由的范圍也是開放的,應然的、道德層面的權利可以通過法定程序不斷轉化為法定權利,進而在實踐中得到切實的維護,從而成為實際權利。當然,權利與自由并非絕對,其邊界由憲法和法律來確定。

第三,在“法”的層面,人權法是具有規范拘束力的法規范體系的總和。人權法是一個特殊的法律部門,具有法的規范性。從法律體系的角度來說,人權法是具體人權的法規范體現。人權法以憲法中的人權保障原則為最高規范指引,融合不同法律部門中有關人權保障的法規范,形成自身的規范體系。它與刑法、行政法、訴訟法、社會法等法律部門既相對獨立,又互相交叉。有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還制定有專門的人權法律文件,如英國《1998年人權法案》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歐洲人權公約》、聯合國的諸多人權公約等。人權法的實施主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以及守法等方式展開,重點在于與人權相關的法規范的理解和適用。這與人權哲學等不具有法規范要素的其他人權論域具有顯著差異。

2.人權法的外部視角

從外部視角來看,可以分別從價值與實踐、綜合與專門四個層面來揭示人權法的特征。

第一,人權法建立在人權的價值基礎之上,蘊含道德評價的色彩。法律是人們道德情感的體現,是人們道德標準的底線,是底限道德。人權法是人權的法定形態,是將社會普遍接受的人權標準制度化,可以說是最低程度的人權與人道主義要求。人權價值進入到人權法規范之后,就具有了規范效力,能夠對人們的行為和社會關系產生指引、評價和強制等功能。人權法的價值基礎是穩定并且開放的,其穩定性體現為始終以尊重人、成就人作為人權法的價值基礎,其開放性體現為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提升人權的道德標準,豐富人權法規范的內容。可以說,人類歷史上幾乎每一次人權運動的目標,都是希望形成新的普遍性的人權共識,拓展人權法的保護范圍。人權法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凝聚人權的道德共識,促使人權從應然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并體現為實際權利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人權法的價值基礎應當具有開放性和普遍性,反對狹隘的保守主義、封閉主義和孤立主義,回應參與和公共治理的需求。

第二,人權法以人權實踐為規范領域,蘊含功能主義的色彩。與人權哲學側重理念闡發所不同的是,人權法更看重從制度的設計和運行,也就是人權理念的實現。無論是何種人權理念,終究要落實到具體而細致的生活中。人權法是實現人權最為重要的載體,是以人權保障為目標的法規范體系。人權法的不斷發展,表明了人權理念的不斷被接受、不斷被踐行。阿瑪蒂亞•森在論述自由與發展的關系時指出,“發展本身可被看做是擴大人類一般自由的過程”,“擴展每一種自由必定對發展做出貢獻”。③這一論述揭示了自由與發展相互促進的關系,可以說愈發展愈自由、愈自由愈發展,很難說二者中的哪一個是指向實用的,也不能說哪一個具有更高的價值位階。帶有功能主義色彩的人權法同樣如此。人權實踐的拓展,需要人權法提供規范上的確認和保障,而人權法的進步,需要人權實踐不斷生產出價值共識和現實基礎。

第三,人權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部門,其內容幾乎涉及所有部門法。人權法的綜合性與其產生過程和法律部門的結構直接相關。從形成與發展歷史來看,人權法的出現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在一國法律體系中,無論是否具有單行的人權法典,人權都是各個部門法應當實現的基本價值,人權法的原則和規范在各個部門法中幾乎都有所體現,尤其是體現在刑事訴訟法、刑法等有關人身自由與生命以及有關教育、勞動、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法律中。可以說,人權法是滲透在各個部門法中的綜合性的法規范體系,具有混合法的結構。這種綜合性決定了,作為一個法律部門的人權法,其獨立性是相對的。而從人權法的理論基礎上看,法學雖然應當是最主要的理論資源,但是人權問題還涉及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這使得人權法理論的多元化和復雜性有別于其他部門法。

第四,人權法以人權作為規范體系的核心,具有專門指向性。人權法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其規范體系的核心概念是人權。之所以它是相對獨立的,是因為人權法無法脫離蘊含在其他法律部門中的人權規范,也很難將它們抽離出來。從法律淵源上看,人權法的縱向法律淵源具有多位階、多層次的特點,橫向法律淵源則體現為多個部門法規范的并列。但是,無論構成人權法的規范來源多么復雜和多元,它們都以人權作為核心概念。在這個體系中,被視為權利保障書的憲法居于統帥地位。憲法中有關人權和基本權利的條款構成了一國人權法體系最為重要的根本規范。憲法之下的各個部門法中涉及人權的條款構成了人權法體系的主干。基于人權概念而形成的人權法體系內部應當融貫和自洽,不同的規范來源要相互支撐和配合,共同對某一人權現象提供規范指引。在規范沖突的情形下,則以憲法作為根本的評價依據。在理解和適用人權法時,應當充分發揮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的功能。

三、人權法學的學科定位

基于上文對人權法內涵與特征的討論,本文認為,人權法學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學學科。它既要關注人權法的原理性問題,也要重視人權法制建設問題,既要關注國內人權法問題,也不能忽視國際人權法的發展。“人權法學兼具學理性與制度性的特點,它既要從法理層面對人權原理予以分析,也要從實在法角度對其法律表達予以分析。” ④人權法學的獨立性是相對的,這取決于其學科的構成與形成方式。

(一)人權法學是一門回應國家和社會治理的發展型學科

在中國,人權法學的產生得益于人權理論和法治理論的共同推動。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尤其是90年代以來,人權問題逐漸在中國成為熱點理論問題。中國的人權研究大致經歷了由最初集中引介和批判西方人權觀念,到在文明差異背景下探討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及其可能路徑,再到重視國家人權標準的提升和人權制度的建構與實現的發展歷程。在這一過程中,以人權為核心范疇的人權法學不斷成長和成熟。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更加推動了我國人權法學的發展。通過不斷凝練內容體系,提升學科的品位、獨立性和認同感,特別是提升回應現實的能力,人權法學逐漸成為一門為“活”和“用”的學問。

(二)人權法學是一門具有交叉性特點的復合型學科

人權法學是依據人權法規范而構建的,而人權法與各個法律部門多有交叉。這使得人權法學必然與各個法學部門形成緊密聯結,并對現有法學學科予以整合和超越。無論是憲法學還是行政法學、民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社會法學、環境法學以及國際法學,都可以從各自的學術話語和研究方法探討人權法議題。同時,人權法學也要吸收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例如,經濟學對經濟增長方式與人的自由關系的研究、制度設計與社會治理成本的研究,都能夠為人權法學提供思想資源。基于對“人”的制度關懷,人權法學還必須關注醫學、生命科學乃至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研究。例如,計算機科學中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研究通過計算機來模擬人的某些思維過程和智能行為,使機器能夠勝任一些通常需要人類智能才能完成的復雜工作。這挑戰著我們對“人”的認識。人權法學需要充分了解這些科學的基本邏輯,在此基礎上提出學理評價和規范方案。

(三)人權法學是一門尋求獨立的范疇與方法的創新型學科

作為一門專門性學問,人權法學需要具備獨立并且體系性的概念范疇和研究方法。人權是人權法規范體系的核心,也是人權法學概念范疇體系的核心范疇。在此之下,各項具體人權、特殊群體人權和人權保障制度等內容充實了人權法學的概念范疇體系。人權法學也正在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體系。除了傳統的規范分析、實證分析等法學研究方法之外,人權法學尤其注重跨學科的研究。人權法學正在形成獨立的范疇與方法體系,這是它成長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基礎和前提。須知,一門學科是否能夠成立,并不取決于是否要有一部單行法典,也未必要形成固定的法律部門。當然,人權法學的獨立性并不意味著封閉,它要向多元的知識和方法保持開放。

四、人權法學的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的二分法

一個成熟的學科應當具有相對穩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中國的人權法學應當研究什么?當然是要研究人權法。但這一回答顯然過于簡略,不足以揭示人權法學區別于其他法學部門的規定性。其實,這一問題是在人權法學先是自發進而主動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獲得回答的。本文嘗試提出科層式的研究對象和問題式的研究對象的二分法。

科層式的研究對象是以研究者所處學科領域為標準來認識人權法學。這是借鑒馬克斯•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理論而提出的。科層式研究傾向于將整體性的人權法問題分解為適合各個法學學科能夠理解和應對的碎片式問題,由各個法學學科分別解釋和提供解決方案。這種研究對象的認知模式,帶有科層式治理的等級分明、專業固定、研究方法條理化和工具化等特點,各法學學科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專業話語和研究范式來解構和重構人權法問題。

問題式的研究對象是以研究者所面對的具體問題為標準來認識人權法學。這是確認人權法學研究對象的新標準。問題式研究傾向于通過多學科的知識和方法集中處理同一個具體問題,為具體問題提供復合性的理論解決方案。問題式研究不贊成將部門法的研究范式削足適履般地適用于嶄新的人權法問題,或者將人權法議題生硬地型塑為傳統部門法議題。問題式研究是多中心主義的,或者說不以某一個部門法學作為研究的唯一中心。不可否認,人權法學的發展與法理學、憲法學、訴訟法學、國際法學等各個學科的共同努力是分不開的,但是人權法學的發展不能沉溺于對這些學科的寄生之上,畢竟不同學科研究人權問題的視角和范圍顯有區別。而寄生于其他學科,既不利于人權法學自身價值的發現,也無助于更好地處理不斷出現的人權法議題。

(二)科層式的研究對象

以科層式視角來認識人權法學的研究對象,著眼于學科體系的條塊清晰,研究者的分工相對明確,能夠適應研究方法的路徑依賴。人權法學的研究如同一部運轉良好的學術機器,大體上可以分為人權原理、具體人權、國際人權法等幾部分內容。這種劃分是一種比較普遍的方案。例如,“人權法學……是研究人權的基本理論、基本內容以及人權之國內與國際法律制度保障的學科。” ⑤再如,“‘人權法學’是一門以研究國際人權法、具體人權和人權理論三者關系的規范學說。人權理論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如何從國際人權標準,在規范層面上來研究具體人權,則成了‘人權法學’自己獨特學科的特點。因而,‘人權法學’的研究對象,一是國際人權標準,二是具體人權,三是人權理論。” ⑥

1.研究人權法哲學等原理性問題

人權法哲學是人權法學的哲學基礎,可以為人權法學提供價值原理的指引。人權法哲學涉及人權的道德基礎、概念、性質、內容、形式、價值目標、發展模式、保障手段等具有人權原理屬性的問題,也涉及人權法的觀念、主體、內容以及人權法律行為等法哲學或法理學層面的問題。“對人權的基礎理論研究,即厘清人權概念的一些基本問題,或者說,要試圖解決法律語境中‘人權的WHY’問題。” ⑦這些原理性問題的探討,構成了解決人權法具體問題的理論來源。

2.研究國內人權法規則

從人權法學的立場出發,對具體人權的研究,實際上就是對人權法規則的研究,尤其是國內人權法規則的研究。這是因為,具體人權應當體現為可操作的、具有明確的權利義務內容的法律制度規則。研究國內人權法規則需要注重兩個層面的結合,一是與人權法原理的結合,二是與國際人權法的結合。可以說,國內人權法規則是人權法學研究中問題最多樣、方法最多元的領域。

3.研究國際人權法規則及其轉化

從各國人權法學的發展趨勢來看,從人權哲學走向人權法學,最初的推動力基本都來自于國際人權實踐。當今,國際人權法規則仍在持續推動各國的人權實踐。從世界層面看,《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各項人權公約、區域性人權公約構成了國際人權法的主體,對國內人權法體系的建構和發展具有強烈的示范功能。在許多國家,國際人權法對本國具有直接的拘束力。在此意義上,有學者表示:“世界各國的人權法極少由純粹的國內法規范構成,程度不等地都是國際與國內兩部分法規范的混合體。” ⑧中國的人權法學也必須充分重視國際人權法規則及其在本國的轉化適用問題。這也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問題式的研究對象

在問題導向主義之下,人權法學需要突破傳統學科壁壘,努力實現相關學科的交叉融合,人權法學具有的強烈的實踐性,要求它必須回應現實,回應實踐提出的具體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人權法學的研究是開放的,凡與人的尊嚴、自由相關的觀念性、倫理性與制度性范疇,只要屬于能夠被法規范所涵攝的領域,就都是人權法學的研究領域。實踐提出的問題從來都是多線程的,我們需要以問題域的思考方式予以處理。例如,就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這一主題,人權法學需要綜合公司法學、國際法學、憲法學以及社會學、國際政治等學科的知識資源。再如,科技與人權的關系長期以來都是人權法學的重要主題。科技本身就是一個多學科促進的產物,它與人權的結合更加擴張了人權法學的研究視界。單就具體人權而言,“科技發展對人權影響較大的人權領域有:生命權、隱私權、表達自由權、人權的國際保護、科學技術的享有權。” ⑨無論試圖對哪一項具體人權作出相對充分的回應,都需要調動多個部門法學的知識才能完成。可以說,單純依靠某一個部門法學就可以圓滿解決的人權議題將越來越少,單純依靠某一個部門法學的理論資源就想滿足人權實踐的需要將越來越困難。

問題導向主義的人權法學研究是人權法學發展的新階段。可以說,人權法學的研究就是一個不斷凝練問題域、提供多學科解決方案的過程。這對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者必須對法學有良好的整體把握,還要對法學之外的學科有一定的學術積累。

需要指出的是,科層式研究和問題式研究屬于人權法學研究的不同層面。科層式研究是長期以來學科分化和分工的結果,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與適應性。問題式研究應當成為未來人權法學研究的主要領域。當然,如果沒有良好的科層式研究為基礎,問題式研究很難具有說服力。

五、人權法學的研究方法

一門學科如果不具有科學性,那么它很難持久開展下去。如果我們將科學定位于知識化的體系,那么人權法學能夠具有基本的科學特質。最重要的是,人權法學必須具有科學的研究方法。我們應當用科學的態度對待人權法學研究,在研究中形成符合人權法學學科特點的研究方法體系。

(一)人權法學為什么需要跨學科研究

與一些部門法學不同的是,人權法學尤應注重跨學科的研究。一方面,從法學的視角來看,法學內部的割裂狀態,屢屢導致不同分支學科對于同一問題的解答各說各話,無法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對人權法的研究是自發和分散的。“法哲學、法理學研究人權的本原,國際法學研究國際人權法規范,而各個部門法學研究相應部門法領域的具體權利保護。” ⑩如果在學科內部都不能達到圓滿和自洽,又如何與其他學科進行對話與競爭?而人權法學與其他部門法學的一大區別就在于,它本身就是學科綜合的產物。另一方面,跳出法學的視野,人權法學也要重視社會科學的研究資源。對此,有學者批評:“許多人權法律的學者將國際人權法視為金科玉律,只注重對法律條文和案例的研究,漠視法外因素和軟法對于人權政策和人權活動的影響。這些僵化的思維和研究方式導致了人權研究領域的瓶頸。”[11]這提醒我們,人權法問題的解決有時不能局限于法規范的層面,需要透過文字尋求影響人權實踐的多元因素。

與上述兩方面相對應,人權法學的跨學科研究總體上應當從法學學科內部綜合與法學學科外部綜合兩個層面。首先,在內部綜合層面,人權法學需要貫通人權理論和各部門法學。在法學的學科體系中,人權法學的跨學科研究具有天然的可能。無論是憲法學、刑法學、民法學還是其他法學學科,它們關注點的一致性為人權法學的統一性提供了前提條件。各個部門法學作為規范的學科,研究方法上的共通性為實現內部綜合提供了充分的支撐。其次,在外部綜合層面,由于人權理論關系到我們如何認識“人”自身以及相互間的關系,某種程度上它不是法學的,而是政治學的、社會學的、哲學和倫理學的。為此,人權法學需要綜合其他社會科學乃至某些自然科學。比如,就人權法中的殘障議題而言,“‘殘障’這一概念本身就不具有明晰無誤的輪廓,既包括個人身心方面的損害,又包括物理環境與社會態度的影響,現實中表現形式各異,個人體驗不盡相同,值得進行歷史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以及其他所有可能的視角的考量。”[12]其他社會科學的作用在于為人權法學的研究提供背景、思路、論據和解釋方案。

總的來說,人權法學的跨學科研究的目標是盡可能貫通法學內部各個學科,并且適度超越法學研究視野,吸收其他學科的有益成果,但又不至于脫離法規范本身。跨學科研究并非輕易可以實現。人權法學的開放性使其跨越不同的法律部門,各類有關人權的法規范條陳其間,不易成為邏輯完整、清晰可辨的統一體系。圍繞“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主題,人權法的主體、調整對象、調整方法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復雜性。這種看似混亂的狀況,使人權法學的跨學科研究容易滑向各領域混雜的學術拼盤。要克服這一問題,應當樹立跨學科研究的自覺心態,協調學理式研究與對策式研究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凝練有機統一的研究方法群。[13]跨學科研究不應該是各學科的方法拼盤,否則依然是學科分割而非有機融合。

(二)人權法學的基本研究方法

人權法學本質上是一門有關規范的學問。人權法學之所以屬于“法學”而不是其他,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不能脫離法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法學學科的基本關懷在于對法律制度是否被違反的“判斷”,而不在于解釋人們為什么遵守或違反。為此目的,在人權法學的多種具體研究方法中,著重采用的主要是價值分析方法、規范分析方法、社會實證方法和比較分析方法。

1.價值分析方法

價值分析方法是法律價值論在人權法學研究中的具體體現。在傳統自然法學中,價值分析方法具有悠久的歷史。它所提出的基本問題是,法應當是怎樣的?人權法學研究中應用價值分析方法,要求從價值入手對人權法規范進行分析和評價,分析人權法為何存在、應當如何存在等超實定法的問題。基于人權的價值淵源,人權法學研究天然地需要追問制度的價值正當性。如果人權法規范是不正義的、有違人權保護目標的,那么就是非法的。

價值分析是傳統人權法學的重要研究方法。人權法規范基本建立和完善之后,價值分析的重要性需要適度降低,要更加重視法規范體系內部的整合與適用等問題,避免獨斷的或者無窮遞歸的價值分析。例如,在人權法學研究和教育均處于發達階段的歐洲,其人權法學教科書具有重制度輕理論、重案例的鮮明特色,“傳授處理人權案件的技能和方法,并幫助學習者形成合理判斷的藝術”。[14]當然,價值分析方法的適度退卻不等于完全退場,人權法判斷的作出依然需要價值導向的思考方式。

2.規范分析方法

規范分析方法是人權法學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也是表征人權法學的法學屬性的主要研究方法。規范分析方法的重點在于對分析法規范本身的有效性,避免過度沉溺于價值問題。規范分析方法是規范邏輯實證主義(Normlogischer Positivismus)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規范而展開的邏輯上的實證分析方法,注重從邏輯上對規范的有效性進行描述和評價。

當前,人權法已經發展成為融合國際法規范與國內法規范、公法規范與私法規范、實體法規范與程序法規范、綜合性法規范與專門性法規范等的多層次、多領域的綜合體系。不同類型的人權法規范之間應當融貫,人權法規范在整體上應當自洽并具有開放性。規范分析方法就是從特定的人權法規范入手,分析具體人權規則的內涵、相互關系和適用技術。規范分析方法面向法規范的實際應用,通過規范體系自身的科學邏輯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特別注重運用解釋學方法。若無必要,它通常要對價值問題保持適度的距離。

近年來,中國法學界對權利問題的研究總體上具有規范分析的自覺,隱然形成了權利釋義學。這種方法上的自覺符合人權法的規范本質,但并不意味著對其他方法的傲慢。有學者認為:“在具有德國背景學者的努力下,德國式教義學方法在國內權利研究領域影響力逐漸增強,其對權利研究立場的確立、對權利知識的積累功能無需懷疑,但其對其他研究范式的排斥與不包容會成功么?這是令人懷疑的。”[15]應當說,規范分析方法并不拒斥價值分析、社會實證等其他研究范式。規范分析方法的基本立場在于立足規范、尊重規范、回歸規范。

3.社會實證方法

社會實證方法同樣強調退卻價值因素。在這一點上,它與規范分析方式具有共同性,二者屬于法律實證主義的兩個分支。不同的是,社會實證方法重在對法規范的事實分析,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Empirischer Positivismus)的研究路徑。基于人權法強烈的實踐性,人權法總是要受到一國的歷史傳統的深刻影響,受制于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發展階段的約束。以自我為中心、自給自足的、完全封閉的人權法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人權法學的研究不能忽視事實而只談規范,必須將其置于國家和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背景之中,通過對法律事實的理解和闡釋來賦予人權法學以現實的生命力。

運用社會實證方法開展人權法學的研究,需要我們借鑒社會科學的有益經驗。例如,可以對人權法現象進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前者是對研究對象的性質、特點、發展變化規律作出判斷的方法,后者依據統計數據、建立數學模型從而分析研究對象的各項指標及其數值。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能夠為人權法的實踐狀況提供客觀可信的證明。當然,無論是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還是其他認識論的分析方法,都不能脫離人權法規范,否則就不再屬于人權法學的研究,而是進入到統計學、社會學等其他領域的人權研究之中了。

4.比較分析方法

嚴格來說,比較分析方法并不是和上述研究方法平行的研究方法,但它在法學研究中具有較為特殊的地位。就人權法學研究而言,可以在以下方面開展法的比較分析。一是地域的比較分析,例如國際與國內之間的比較、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比較、外國與本國之間的比較。二是歷史的比較分析,即對不同歷史時期的人權法規范的內涵與適用進行比較。三是個案的比較分析,即針對特定案件進行人權法規范適用技術的比較。在具體研究中,這些方面的比較常常是綜合運用的。

比較分析對于人權法學研究來說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尤其在中國,人權原理和人權法學的理論資源往往來自于歷史和國際的借鑒。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能夠為中國人權法學的穩定發展提供可被理解的參照系,也有助于中國人權法學的學術話語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六、結語

實現人權法學的理想目標,從根本上看取決于人權理想的實現程度。人權的理想很豐富,比如大同世界、共同富裕、人人平等、讓發展成果公平分享等。人權的理想也很簡練,那就是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權理想的實現過程是人權狀況不斷改進完善的過程。在“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框架之下,我們應當努力克服人權理想實現過程中的體制機制羈絆。不斷改善人權狀況,既是國家和社會治理的組成部分,也是自由市場和社會活力與創造力的需要。抵達人權的理想境界,需要扎根實踐的點滴努力。在這一過程中,人權法學擁有巨大的作為空間。人權法學的發展應當是包容式發展,心態應當是更為開放、更加主動,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的要求。

注釋:
孫世彥:《人權法研究:問題與方法簡論》,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2期,第89、96頁。
羅豪才、宋功德:《人權法的失衡與平衡》,載《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第8頁。
[印]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于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頁。
齊延平、于文豪:《中國人權法學的學科獨立性初探——以2008年的研究成果為基礎》,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第91頁。
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法學》教材編寫組:《人權法學》,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劉志強:《論“人權法學”的定位》,載《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1期,第22頁。
同注①,第87頁。
同注②,第13頁。
黃愛教:《走向倫理和解的科技與人權》,載《人權》2017年第2期,第51頁。
徐顯明主編:《人權法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
范繼增:《社會科學視角下人權研究方法初探》,載《人權》2012年第3期,第44頁。
張萬洪、高薇:《多多益善:殘障權利的多學科研究》,載《人權》2017第3期,第36頁。
參見齊延平、于文豪:《中國人權法學研究的多學科實踐面向》,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第75-76頁。
程夢婧:《目的、立場與體系——中歐人權法學教科書的比較性評論》,載《政法論壇》2013年第2期,第115頁。
齊延平、連雪晴:《論中國人權法學研究的轉向——以2015、2016年研究成果為分析基礎》,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第176頁。
作者簡介:于文豪,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文章來源:《人權》2017年第6期,第56-70頁。
發布時間:201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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